最后决定令他们出走。故孙铭久等遵令离开西安，市内秩序旋即恢复。杨虎城此刻，知道托派和少壮派打一下再和的意见，不可能实现了，始于二日晚间，派李志刚、鲍文樾代表，星夜赴潼关进行和平签字，马占山、鲍文樾亦即借机会回北平。西安既起内讧，中央方面当然立刻占据优势，顾祝同在和平文件上只签一阅字，其气焰完全是上级对下级的姿态，毫无平等协商的意味了。在二日晚十时左右，中央军樊嵩甫部队，竟乘隙进军，势将袭击，刘多荃用电话质问顾祝同，是否要打？打，我们就打。顾说他不知道此事，答应即行制止，嘱刘沉住气。已而该部队果然停止前进，顾且以电话告刘，适才前进部队是属民团。刘谓不管什么部队，停止前进就行。因此，高崇民主张我方军队可提前过河，与高陵缪澄流的五十七[ShiQi]军靠拢，不必等到商订的日期（原订是四日）再让出渭南防地。故于三日即开始由渭南撤出，四号一天全师即都过河。我们提前一日，是为避免陈诚、樊嵩甫等之挑衅。盖此时不容前线上有任何冲突，有则便容易由小而大，因小失大。

　　刘多荃和高崇民到高陵后，刘以师长地位，一切只有尊重缪澄流军长的意见。缪对高素既不睦，当然不听高的任何主张。此时缪已决定放弃甲案，不再西进。他把少壮派之杀王军长事，归咎于红军，盖缪、刘内心均误认为应德田、孙铭久是共产党员。缪仇视共产党，仇视革命青年，当即将进步青年军人万毅看押，更派兵追拿孙铭久等，欲得而甘心，但未获而返。缪恐红军或十七[ShiQi]路军[LuJun]向他进攻，他面对三原作防御攻势。其顽固无知是不可以理喻的。此时高崇民鉴于三位一体的大势已去，他在东北[DongBei]军中亦起不了作用，决定拟赴北平，由刘多荃亲送至临潼上火车，叹息而别。在高陵，于某日高曾接红军代表周恩来亲笔信，邀高回西安。高以本人实际上虽已背弃国民党，但表面上尚属国民党籍，他如回西安，国民党特务很可能以卑鄙手段绑架他，或以所谓国民党组织纪律加以拘禁，况且东北[DongBei]军缪澄流军长既不听高的主张，刘多荃又不能单独有所作为，高纵然回西安亦无能为力，故高于赴北平之前，只给杨虎城将军写一回信，大意是现在和局已成，我两人将来在抗日[KangRi]的道路上再见吧，对于周的信既未作复，亦未应邀去西安。问题是高当时[DangShi]对于共产党还认识不够，以后有人造谣说，东北[DongBei]军东调是高主张的，完全不是事实。枪杀王以哲军长的于连长，以后亦被刘多荃师长由高陵以密令处死，这种为个人复仇主义，是不合理的，是没有政治意义的。

　　（三）红军的矗立与事变的结束。东北[DongBei]军刘多荃部既按照和议撤出渭南防地，中央军宋希濂即进军西安布防以后，顾祝同入西安城内。此时杨虎城因三位一体已发生变化，对内对外均有戒心，故离开西安，回驻三原。顾祝同到西安，东北[DongBei]集团仅由米春霖出面，举行一次招待宴会，但对于善后商谈，除红军代表外，几无对方。顾乃提议派人赴三原欢迎杨主任回西安，于是派黄杰代表中央军，派卢广绩代表东北[DongBei]军，派王宗山代表十七[ShiQi]路军[LuJun]，到三原接杨，杨乃稍释疑惧的心情，返回西安，又亲到卢广绩寓所，托卢到高陵，见缪澄流和刘多荃，解释误会，并诚恳表示，愿三位一体合作如初（时已晚矣）。同时请卢担负联络责任，委为绥靖公署高等顾问，月薪五百元。以后东北[DongBei]军放弃甲案，实行东调，杨又被派出国视察。西安绥靖公署撤销不久，孙蔚如由陕西省主席调为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李兴中，皆升为有名无实的军长，至此十七[ShiQi]路军[LuJun]亦被分散。只有共产党红军，人数虽少，却屹然矗立，毫无变动。故西安事变之结束，当时[DangShi]所谓三位一体，只有中共之一体，由周恩来根据和谈原则与蒋介石[JiangJieShi]的代表顾祝同，折冲樽俎，不亢不卑地把震动中外、轰传世界的西安事变，和平结束了。从此中国历史，亦即发展到新的阶段，所以说西安事变是历史的转折点。

　　结束语

　　西安事变从总的来说，是胜利的，是中国历史转入新阶段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指导的胜利。在事变过程中，尽管出了一些曲折复杂的现象，但并未影响这一总的胜利。张学良[ZhangXueLiang]之放蒋是正确的，是符合和平解决的方针。至于送蒋，最多送至洛阳即回西安，也未为不可。既未深加考虑，也未有很好安排，仓卒送蒋至南京，实在是太轻率的一个错误，从而引起后来内部一时的混乱，并导致东北[DongBei]军和十七[ShiQi]路军[LuJun]的迅速瓦解，未能很好的发展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军队，实为遗憾。在抗日[KangRi]战争时期，东北[DongBei]军和十七[ShiQi]路军[LuJun]，只是无代价的供蒋介石[JiangJieShi]牺牲而已。但张、杨两将军，为抗日[KangRi]救国，坚持不懈的意志，虽至牺牲其个人，牺牲其封建集团亦所不辞，这种精神，可告无愧，可垂青史，功在革命，故其小疵不掩大纯。至于有政治野心，无政治方向，被反动派挑拨操纵的少壮派，除根本就是反动分子混入我们队伍的而外，其初多半是出于热心爱国，但逐渐变成个人英雄主义者，甚至有变成个人利害的盲动者，因而一再犯严重错误，遂至身败名裂。另外蒋介石[JiangJieShi]之背信弃义，国特和托派之造谣挑拨，从敌人方面来说，是尽其所当为，原不足怪。问题在于我们当时[DangShi]工作做的不够，警惕性不高，应当取得经验教训为是。西安事变，在中国历史上来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是一个转折点，但亦确是个冒险之举。因为当时[DangShi]红军的实力在长征过程中确被削弱，同时共产党的威信尚未普及全国，而东北[DongBei]军又是一个封建集团，数量有限的十七[ShiQi]路军[LuJun]，也不是完全进步的力量，国内各地方实力派所谓反蒋，目的都在争权夺利，而且背后都有帝国主义操纵。西安事变如果处理稍一失当，或事变时蒋介石[JiangJieShi]身遭死亡，内则各军阀外则各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三位一体的力量控制不住当前的局势，中国必呈混乱状态。尤其日本帝国主义，有汉奸汪精卫、何应钦、张群等为之傀儡，继续进行“剿共”，中国之革命，不知要推迟到若干年后，始能得到好转，国家人民之灾难与痛苦，将必不堪设想，故西安事变，中共与张、杨和平解决的方针，实为问题之关键。张学良[ZhangXueLiang]、杨虎城两将军，从爱国主义思想出发，与红军联成三位一体，亦是关键之关键。但主要在于党的伟大抗日[KangRi]民族统战政策，亦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领导的正确。总之，西安双十二之举，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正义的行动，说不到什么军事阴谋。结局尽管张、杨一囚一死，但两将军求仁而得仁，心安理得，只这一伟绩，已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