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光的推移，日本[RiBen]对中国[ZhongGuo]日益加剧的压迫和一次次重大的事件的发生，蒋介石[JiangJieShi]抗日[KangRi]御侮的决心和意志不断加强。

　　张作霖死后，日本[RiBen]对东北觊觎之心更甚于前，张学良毅然决然宣布东北易帜，改隶青天白日国旗之下，希望杜绝日本[RiBen]侵夺之心。而日本[RiBen]军阀终于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JiangJieShi]闻变，在日记中写道：“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但蒋介石[JiangJieShi]的态度是“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国民政府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政府现时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态度。至于在华日侨，政府亦严令地方官吏，妥慎保护，此为文明国家应有之责任。吾人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伸。然为维持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4）］。

　　蒋介石[JiangJieShi]决定采取诉诸国联，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他当时正坐镇南昌，指挥30万大军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实行围剿。蒋介石[JiangJieShi]认为：日军在关外的动作与红军在江西腹地的割据相比，前者为肢体之患，而后者则为心腹大患。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及其武装。他说：“如果内部不能[BuNen]安定，不但不能[BuNen]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的媒介。所以我们[WoMen]要想攘外，必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法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即主和亦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BuNen]言和。是以不能[BuNen]战，固不能[BuNen]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BuNen]言和与言战也”［（5）］。换句话说即：如果不消灭红军，国内不统一，是无法与日本[RiBen]进行抵抗或谈和的。这时，蒋介石[JiangJieShi]的抗日[KangRi]思想[SiXiang]即表现在要抗日[KangRi]，必先消灭共产党，即灭共即等于抗日[KangRi]，这就是他多次阐述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

　　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当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离南京咫尺之遥，已经严重威胁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生存之时，第十九路军当即奋勇还击，全国人民抗日[KangRi]决心又一次掀起高潮，与红军的存在相比，一则尚在湘赣鄂边区，一则就在眼前，蒋介石[JiangJieShi]立即通电：“‘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之人，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体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6）］！

　　“一·二八”事件是蒋介石[JiangJieShi]抗日[KangRi]思想[SiXiang]化为行动的一次实践。他除了紧急调派精锐的第五军增援淞沪外，又制订了《全国防御计划》，将全国划为五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为黄河以北；第二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第三防卫区为江苏南部及浙闽；第四防卫区为广东广西；第五防卫区即四川。很明显，防卫区的划分是针对抵抗日[KangRi]本的进攻而制定的，已有日后抗战战区划分之雏型。此外，他还将国民政府立即迁往洛阳，他认为：“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7）］。然而，他只是拉出了一个“拼命三郎”的架式，雷声大而雨点却小。

　　与此同时，蒋介石[JiangJieShi]仍将调停的希望放在国际联盟处。3月17日，国联大会决定：1、凡违反国际盟约及非战公约所取得之地位、条约及协定，国联会员国均不承认；2、任何一方使用武力压迫，觅取中日争执之解决，均与国联精神相违背；3、设置十九国委员会，代表大会处理本案，并向大会报告。

　　在国联积极斡旋下，5月5日，中日签定《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JiangJieShi]在外交上又作了一次屈辱的让步。他随即施行对江西苏区的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计划，并重申：“我们[WoMen]这次剿匪戡乱，是抗日[KangRi]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BuNen]成功，抗日[KangRi]就没有基础”［（8）］。他反复告诫部下：“希望大家共同一致，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WoMen]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WoMen]一致对外，那么，日本[RiBen]就没有问题了”［（9）］。

　　从“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JiangJieShi]对中日最终不免一战的前景，已确信无疑。他说：“倭寇攻热（指进攻热河），必不能[BuNen]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入关，或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国[ZhongGuo]分块独立，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ZhongGuo]，必不休也”［（10）］。从国民政府迁都的教训，亦使他清楚认识到，如果抗战开始，南京是无法保得住的，但抗日[KangRi]的基地将建在何方，他未有明确的目标。他设想或巩固中原，或退到边区，但必须有根据地，“以为将来恢复之基。”

　　果然，1932年7月，日关东军从锦州向热河进攻。至次年3月，热河全境失陷。国民政府虽然制定了《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为目的》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调兵遣将，但蒋介石[JiangJieShi]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对红军的围剿上面，动用的兵力越来越大，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5月17日，日军前锋抵北平市郊，向中国[ZhongGuo]提出停战条件：中国[ZhongGuo]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以南以西，今后不得有一切挑战行为。5月31日，中国[ZhongGuo]代表屈辱地在《塘沽协定》上签了字。日军兵临华北，一边是耀武扬威，剑拔弩张；一边是忍气吞声，处处退让；在此背后，便是蒋介石[JiangJieShi]的咬牙切齿，他说：“于此停战蒙耻之时，使吾人卧薪尝胆，而不自馁自逸，则将建设计划，确定步骤，切实推行，以期十年之内，可雪此耻乎［（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