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对于中央曾提出的与陈独秀[DuXiu]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时，王明立即给予了否定，并“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他表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DuXiu]合作”。

　　于是，王明便开始发挥自己[ZiJi]理论“所长”，开始了“政治复兴”活动。12月4日，王明的《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被《解放》等党报转载。文章已不乏含沙射影之词：“在现时内战停止和全民族武装保卫斗争开始的条件之下，……月寇侦探机关，必然更加设法安插自己[ZiJi]的侦探、奸细、破坏者、暗杀、凶手和暗害者等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们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DuXiu]――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这篇文论似乎已为王明的回国使命定下了基调，就在这年1月23日至30日，苏联开始了对“反苏托派中心案”的审判，皮达可夫、拉狄克等十七人中，十五人被判死刑，执行枪决。他欲捧了共产国际这个“宝葫芦”在中国依样画瓢来，并以这种极“左”的“公”来谋取辉煌自我的“私”。他在努力地寻求着目标，当看到中共与陈独秀[DuXiu]未达成的三项条件时，便按捺不住了满心的兴奋。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便迫不及待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KangZhan]与争取抗战[KangZhan]胜利呢？》的报告，秉承国际旨意，主张中共在抗战[KangZhan]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于中央曾提出的与陈独秀[DuXiu]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时，王明立即给予了否定，并“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他表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DuXiu]合作”；在王明的眼里，他的安徽同乡陈独秀[DuXiu]连他们革命的对象也不如了。

　　就在这次会议中，王明指出了陈独秀[DuXiu]以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而为其做了卧底中国的间谍，大骂其为“杀人犯”、“汉奸[HanJian]”。不料，他的这种提法却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对，他们认为“陈独秀[DuXiu]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类”，“说陈独秀[DuXiu]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在王明的自我印象中，自己[ZiJi]从来就没有错过，何况今日已不同往日，自己[ZiJi]毕竟是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怎会有错？中共中央里有几个自己[ZiJi]这样的马列嫡传者？维护自己[ZiJi]的权威，也同样是维护国际的权威。他以咸吓的口吻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他们“莫须有”的逻辑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指鹿为马地说道：“陈独秀[DuXiu]即使不是间谍，也应该说成是间谍”。在王明心里的判决书上，陈独秀[DuXiu]的间谍罪早已被圈定成了难翻的死刑案。如果这一罪名成立，则主张与陈独秀[DuXiu]的合作者们的“政治野心”也使可想而知，他的第二步行动也便紧跟上马了。

　　12月，王明便在《解放》第26期上发表[FaBiao]了《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文中说道：“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维烈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贴。”看来，被视为托洛茨基匪徒首领的陈独秀[DuXiu]更难避开本来与他毫不相干的政治斗争了。

　　陈独秀[DuXiu]怎么也不能理解同是书生的王明的心术，繁忙于抗战[KangZhan]的奔呼中的他尚不知道，自诬蔑自己[ZiJi]是间谍的那次会议结束后，王明便被任命为长江局书记，以调查者的姿态踌躇满志地抵达武汉[WuHan]，因为，中共与陈独秀[DuXiu]的往来是周恩来领导下的长江局。自此，一场短兵相接的论战便开始了。

　　王明一到武汉[WuHan]，便以中共中央的党报为根据地开始了“镇反肃托”的前期工作。1938年元月28日，一篇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发表[FaBiao]在《解放》周刊第一卷第29期上，该文洋洋万余言，只得在2月8日的第30期续刊。一石激起迭浪重生，暂为中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武汉[WuHan]又多了一种喧嚣。

　　全文共有四个小标题，作者康生在该文中首先“论证”了“托洛茨基匪徒是日寇侦探机关最得意的工具”，痛陈“托匪”罪恶，和“无耻近乎勇，有奶便是娘”的奴性。指出“托洛茨基匪徒”是“日寇破坏中华民族解放自卫战争的暗探走狗”。并在“中国托洛茨基匪徒为日寇侦探服务、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HanJian]面目”的标题下开始例证陈独秀[DuXiu]等为汉奸[HanJian]、日本间谍：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这里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DuXiu]、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DuXiu]、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DuXiu]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DuXiu]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在同一标题下，康生的言辞中也常有其醉翁之意：“虽然陈匪独秀[DuXiu]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WuHan]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用“中国抗战[KangZhan]是为了发展工业科学”的烟幕来掩盖日寇对中国的侵略。让这些日寇汉奸[HanJian]在全国抗战[KangZhan]之后方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KangZhan]的损失。为了抗战[KangZhan]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陈独秀[DuXiu]已“的确是”托匪汉奸[HanJian]了，应该杀掉，而“纵容”汉奸[HanJian]到处演讲，四处活动，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工作的极大失误，那么，与汉奸[HanJian]合作则实是与日寇勾结，从而破坏抗战[KangZhan]，也同样是该杀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