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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向毛泽东交权始末:“让位”曾未被接受--国家年鉴(3)

  

  据说,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电报中,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起,至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LiuZhongQuanHui]开完为止,有张闻天个人署名或者与别人联名的电报一共是451份,其中“毛洛”或“洛毛”联名的就有286份之多,占了将近三分之二。毛泽东[MaoZeDong]当着人们的面说张闻天是“明君”,叫张闻天妻子刘英为“娘娘”。有人对张闻天尊重毛泽东[MaoZeDong]有议论,甚至说张闻天是“泥菩萨”,他也不为所动,总是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张闻天对历史上犯过的“左”倾错误从来不隐瞒、不掩饰。他在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就检讨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主要错误。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MaoZeDong]在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上指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HuiYi]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它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明确提出要在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张闻天在当天会上就发言表示拥护,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他赞成清算四中全会以后到遵义会议[HuiYi]以前的错误,赞成反对主观主义。他诚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

  这次会后,张闻天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党的历史文件和毛泽东[MaoZeDong]的全部著作,从党史上认识毛泽东[MaoZeDong]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对毛泽东[MaoZeDong]更加心悦诚服了,对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认识也更为系统和深刻。在9月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上,张闻天再一次诚心诚意地检讨并承担责任。

  1942年1月26日晨,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到晋西北进行调查研究。正在绥德调查时,张闻天接到中央电报通知,即于1943年3月初赶回延安。

  张闻天坦然退出中共最高领导层

  张闻天回延安以后,曾去看过一次正在养病的王明。王明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你。1940年3月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伤后返回延安,传达曼努伊尔斯基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泽东[MaoZeDong]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特别反对你。”王明还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泽东[MaoZeDong]的忌,毛泽东[MaoZeDong]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王明妻子孟庆树也在一旁帮腔。张没有附和,但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

  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政治局推选毛泽东[MaoZeDong]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HuiYi]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书记处由毛泽东[MaoZeDong]、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MaoZeDong]为主席。书记处会议[HuiYi]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MaoZeDong]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张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

  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对这次职务变动,他思想上早有准备。

  实际上在六中全会[LiuZhongQuanHui]之前,宣传工作与干部教育工作主要是张闻天过问的。当然,六中全会[LiuZhongQuanHui]以后,宣传和干部教育就成了张闻天的主要工作了。从1939年2月起,他又兼任了干部教育部部长(1940年初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合并为宣传教育部,部长仍为张闻天);1941年3月中央决定调整刊物,《解放》、《共产党人》两个刊物扩大编委,都由张闻天“负总责”。六中全会[LiuZhongQuanHui]后于1939年初成立的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陕、甘、宁、青、新、蒙各省地下党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虽由张闻天兼任书记,但日常工作都交给罗迈和贾拓夫负责。所以,从六中全会[LiuZhongQuanHui]以后到延安整风之前这3年间,张闻天的主要工作在党的理论建设、干部教育、宣传文化工作等方面,成绩卓著,建树良多。

  纵观张闻天、毛泽东[MaoZeDong]之间最高职务交替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是十分顺利的。究其原因,除了毛泽东[MaoZeDong]自身卓越的领导才能而深得全党信赖这一根本原因外,还由于张闻天的高尚品质。张闻天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尊重毛泽东[MaoZeDong]、维护毛泽东[MaoZeDong],与毛泽东[MaoZeDong]等同舟共济,度过了遵义会议[HuiYi]后的极端困难时期。因此,在最高职务的交替过程中,张闻天始终是毛泽东[MaoZeDong]的有力支持者,为逐步确立毛泽东[MaoZeDong]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地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MaoZeDong]曾同王震谈道:“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张闻天说:“这是对我最好评价。”张闻天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确没有个人野心和权欲。王明于1937年11月底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张闻天主持了12月政治局会议[HuiYi],决定扩大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MaoZeDong]、王明、康生、陈云5人组成。张闻天还因有一篇访问记称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别郑重其事地在1938年4月12日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设有由少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HuiYi],推选毛泽东[MaoZeDong]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决定书记处由毛泽东[MaoZeDong]、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从此,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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