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冯少白（即冯龙）生前发表的党史回忆录载，他此次由苏北[SuBei]解放区来到南京[NanJing]，是胜利后新四军军部接到毛主席从延安来的指示，要他们[TaMen]速派人策反陈公博、周佛海起义。冯是奉命赶来南京[NanJing]的，并带来张云逸同志的亲笔信件。

　　周佛海与共产党[GongChanDang]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与冯龙（即冯少白）的谈判。周的亲信、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有个亲戚叫冯龙，是共产党[GongChanDang]。1943年春，冯龙来到上海[ShangHai]住在邵家，希望通过邵能和陈公博、周佛海见面，商讨双方关系问题。邵立即向周汇报，并说冯是陈毅、饶漱石派来的，周当然愿意。3月的一个深夜，邵陪冯来到周家。周说：“冯先生，共产党[GongChanDang]不是最痛恨叛徒吗？像我这样脱离共产党[GongChanDang]，又当了国民党的人，共产党[GongChanDang]能与之共事吗？”冯解释说：“那是过去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所致。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论什么[ShiMe]人，不论过去做过什么[ShiMe]事，只要今天愿意同共产党[GongChanDang]一起抗日，我们[WoMen]都表示欢迎，希望你不要耿耿于怀。”

　　冯接着问：“你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哪几位和你熟悉？”周说：“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时期，我和周恩来、林伯渠共过事。特别是周恩来，还常到我家吃湖南莱哩！”冯说：“我下次来时，可以[KeYi]带来他们[TaMen]的亲笔信。”周接着问：“双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础，我们[WoMen]之间的共同基础是什么[ShiMe]呢？”冯说：“你们现在不是标榜什么[ShiMe]‘和平、反共、救国’吗？如果形势变化，你们只要将‘反共’二字改为‘民主’二字，变成‘和平、民主，救国’，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础吗？”当周佛海告诉我这一段时，还说明了他的看法，“共产党[GongChanDang]真聪明，只要把当中两个字一换，合作就有了基础。”周接着又问冯龙：“那么，我们[WoMen]现在能做些什么[ShiMe]事呢？”冯说：“第一，我们[WoMen]可以[KeYi]互相交换日本人、国民党的情报；第二，希望你能运一些我们[WoMen]需要的物资到苏北[SuBei]；第三，我们[WoMen]双方的部队应该互不攻击，保存实力，以备将来总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KeYi]由邵式军具体办理，惟独第三点究竟怎样可以[KeYi]做到？”冯说：“只要你向你的税警部队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军不来打你们，你们就不要去打他们[TaMen]。我们[WoMen]也向我们[WoMen]的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样事实上，我们[WoMen]就可以[KeYi]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冯还表示，希望会见陈公博。周答应可以[KeYi]转告陈，可由邵式军陪同前往。最后，冯说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苏北[SuBei]，以后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军通知，他便立即赶来。这就是周与冯龙的第一次接触。

　　据冯少白（即冯龙）生前发表的党史回忆录载，他此次由苏北[SuBei]解放区来到南京[NanJing]，是胜利后新四军军部接到毛主席从延安来的指示，要他们[TaMen]速派人策反陈公博、周佛海起义。冯是奉命赶来南京[NanJing]的，并带来张云逸同志的亲笔信件。但是，由于周已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再加上一些具体原因，没有成功，当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周佛海告诉的，某些问题上的情节和看问题的角度，同冯龙的回忆录是不一致的。

　　大约在1942年春、夏之间，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二处处长胡均鹤，侦知共产党[GongChanDang]人潘汉年匿居在静安寺百乐门大饭店，便去和潘汉年做了一次秘密谈话，劝说潘和李士群见面。李在成为叛徒之前，潘、李就已经认识。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苏州会见了李士群，潘到了苏州后，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佛海，并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NanJing]，会见了周佛海。他们[TaMen]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ShangHai]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后，周、李与潘，又多次在上海[ShangHai]的“七十六号”晤谈。他们[TaMen]晤谈时，杨淑慧也曾在场。1942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说，他将去苏北[SuBei]解放区，但不久还会回上海[ShangHai]。临行前，周还在“七十六号”为潘饯行，李士群当时也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