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上海总商会被国人抨击最集中最猛烈之处就在于其间接归还的主张上，总商会此举被国人视为媚日卖国政策。读到“佳电”后，旅沪商人任锡藩等致函总商会，认为间接归还主张“违反公理，背拂民意，莫此为甚”；总商会会员赵锡恩认为这是“与虎谋皮”、“暗助日本”。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9日B22版，作者：熊玉文（历史学者，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原题：《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

　　1910年代，上海商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描述的是商界名流、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当时在上海的地位。但这样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却在五四时期因为一封电报而黯然下台，并差点被打成“卖国贼”。

　　“佳电”电文及“清国”措辞

　　为抗议巴黎和会满足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的要求，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潮。7日，上海国民大会召开，上海几乎所有的团体和组织都参加了，唯独上海总商会拒绝出席。于是有人在会上爆料总商会领袖与“某国人”的关系，他们的孩子“亦多为某洋行某银行买办”。所谓“某国”，明眼人一听即知指的是日本。

　　各种猜疑让上海总商会感到了压力。5月9日，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朱佩珍（葆三）、沈镛（联芳）致电北京政府表明对青岛问题的意见。电报谴责驻日公使章宗祥“不胜其任”，建议政府更换驻日使节，命其立即起程，坚持日本“欧战平定，交还清国”的承诺，“迳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解决青岛问题；同时“电知陆专使”，向巴黎和会提出把青岛问题与密约分开，“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由于9日在电报代码中为“佳”，因此这封电报被称为“佳电”。

　　电文发出第二天，上海几乎所有报纸都刊登了“佳电”电文，紧接着北方的报纸也进行了转载或摘录。由于“佳电”中“清国”措词和经过日本收回青岛的主张，与当时国人的心理与希望格格不入，因此“佳电”一经发表，朱、沈二人立即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上海商界的一致声讨，引发一场“佳电”风波。

　　“佳电”中“清国”措辞出自何处？按照中日两国的称呼习惯，在民国成立八年后，“佳电”中还出现“清国”，此事过于离奇。当时即有人以为报纸转载时不是“讹误”，就是“篡改”，曾投函到报馆责问有没有搞错。时为《民国日报》总编辑的邵力子也很纳闷：“日人攻取青岛在民国三年，日人纵蔑视我国，其正式公文必不至复称我为‘清国’”，并质问总商会的“清国”一词“果何所据而云”？

　　显然，民国成立后，国人再也不会有人用“清国”来自称。而日本在辛亥革命后也改用“支那”来称呼中国，1913年7月，日本外相牧野伸显致电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并密告内阁各大臣和军方首脑：“现阁议决定：……在帝国政府内部及与第三国之寻常往来公文中，今后一律废除‘清国’之称而以‘支那’代之”。这一带有蔑视性的称呼直到侵华战争失败后的1946年才被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