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网是忠实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成就及国家方针政策的唯一综合性国家年鉴网,是为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做好方志资源的整合、共享与开发利用”的有关精神，打造网上国史馆，推进国家史志信息化的建设的具体举措。中国年鉴网通过推出“阅后即定”等新技术，让历史能定时凝固下来，致力为每个行业、地区、单位、个人提供网上与移动历史空间，让每个行业、地区、单位以及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史记，都能在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热点内容
推荐内容
网站首页 > 近代变革 >
杨尚昆忆整风运动：王明认为统一战线是他创造的--国家年鉴
核心提示：王明为什么那么傲慢？他说《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他创造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那里来的。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放弃独立自主。
文章摘自《杨尚昆回忆录》 作者：杨尚昆 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
整风的目的，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分清党内的路线是非，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七大统一全党认识作准备。
整风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不断地深入。大家先从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入手，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讨党的历史经验，重点放在剖析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正副组长。那时，我住在杨家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平常就是读书，看文件，也开小组会。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党史，毛主席花了很大力气，编出一本“党书”，就是《六大以来》。全书共280多万字，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共518篇。以前，我们在中山大学期间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也学革命史，但教员引经据典地讲的都是俄国的经验、英国的经验，我在那里4年，就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毛泽东，也没有听说过农民运动，虽然知道中国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认为农民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学来作过报告，也没有讲毛泽东在井冈山这股革命力量，没有指出它是将来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里一味责备是那些缺乏“理论”的老干部断送了革命，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新知识分子”不成。到这时，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
全党的普遍整风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选”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后展开的。这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发扬民主，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时，高级干部的学习重点转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剖析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做笔记，写心得，准备反省检查。
5月下旬，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委会，领导整风，毛主席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主管常务。中央学习组的48名成员分为9个小组，我和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6个人为第三小组，组长是任弼时。
那时候，康生很红，担任的职务很多，除了总学委会副主任外，还是中央社会部主任，情报工作这一块在他手里。不久，延安各单位分成五个系统，指定专人管整风运动。中直系统的学委会主任是康生，李富春是副主任。党政军民学包括军委和群众团体的学习，康生都可以管。他表现得非常用心，又很勤快。各机关汇报情况，他亲自作记录，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垫着复写纸在小本子上记，会后立刻把复写件送给毛主席看。中直系统汇报时，他把邓发和我拉到一起听。总学委会讨论时，他扮成一个“圣人’的角色。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他装作恍然大悟地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它，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那时，毛主席很称赞他，大家也觉得他不错，认为他很有本事。
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历史，在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政治路线上有没有错误？二是六大决议案是不是正确？三是抗日战争中应该以正规战为主还是以游击战为主？此外，对土改、整军、根据地性质等问题也有争论。
在反省检查的基础上，我参加了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政治局两次整风扩大会议，这是中央领导层整风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两次会议，许多重要问题在会上经过思想斗争，取得了共识。
第一次九月会议在1941年，主要揭发和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当时，恩来同志在重庆，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分别在华中和华北前线，没有出席。会上，洛甫和博古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和批评，会议对所谓“国际路线”的错误取得了共识，连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主席“说是路线问题，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讲话，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到抗战初期王明在武汉工作中的严重右倾错误，他便以攻为守，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太左”，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这自然遭到同志们的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出席会议，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觉悟。
王明为什么那么傲慢？他说《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他创造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那里来的。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放弃独立自主。有同志问我，如果王明老老实实认错，事情的发展是否可能会不一样。我认为王明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认错，他自以为有后台，有资本，顽固地坚持所谓“国际路线”，而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经叛道。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借治病的机会，跑到苏联，不再回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共五十年》，和赫鲁晓夫一起反共反华。
第二次九月会议，是在1943年召开的。那时提出来反对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宗派，一个是经验宗派。毛主席说：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