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因为都出身于学生的，大家还是常常意气用事，不懂党的纪律，偏重于感情。邓中夏和几位同学为某问题争执不停，他很生气，向大家宣布：我不对，开除我吧。蔡和森当时在北京，于是几人相约，去李大钊家里和解，这样的和解频率很高，不过对于大家的事后团结也很有效。

　　即使后来李大钊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他仍然是北平知识界群体的一员，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增加知识界的团结和合作，研究者称之为李大钊的策略。他一生都在努力寻找同盟者。

　　“五四”前后的分野

　　“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梁启超和章太炎引导人们走入启蒙运动的门槛，可是，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跨越这门槛而进入一个陌生、孤寂、充满疑惑的世界。”这是汉学家舒衡哲在《中国启蒙运动》里所做的分析，新一代的反传统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不再致力于救国运动，开始探寻国家在精神和思想方面落后的固有根源。

　　1916年，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他以前所未有的深入和持久的方式改造着北京大学。李大钊，被章士钊推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按照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许德珩的回忆，学生们普遍和李大钊感情亲近，他在日本写的《青春》中的句子曾传诵一时：“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

　　许多学生在见到李大钊之前已经对他很仰慕了，他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之一。李大钊刚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时候，许德珩就认识了他，相比起陈独秀，这位图书馆长和人亲近了许多。陈独秀整顿上课纪律，有一次把许德珩、俞平伯等几个人都记了缺课——其实是误记。结果许德珩一怒之下把布告牌砸了。一直到“五四”时，当许德珩认识到陈独秀支持学生运动时，才对他印象改观。

　　而李大钊完全不同，在许德珩印象中，这位总是穿着褪色布袍子的图书馆长诚恳谦和，含笑接待来向他求助的青年，没有架子。有研究者指出，当时李大钊月薪180元，足以养活四五十人，可还是这样朴素，这和他早年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有关。章士钊说李大钊当时没有“欧美之镀金品质”，并未引起北大同人的注意，所以性格谦和。但是舒衡哲研究出更深层次的理由：此时的李大钊清晰感觉到自己身为“新旧文化之间过渡一代”的困境，他必然会寻求年轻的同盟者，最后发展成对青年的看重和期许。

　　都是《新青年》最主要的撰稿者，在年龄上，李大钊其实也并不比这批求学的青年大多少。按照许德珩的回忆，李大钊只比他大一岁，他们迅速变成亦师亦友的关系。当时李大钊着力整顿图书馆，在他手下，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图书馆，大量的外文书籍和中外期刊出现在图书馆里。

　　1918年10月，北大搬到沙滩红楼新址，按照考证，一楼除了两间教室外，基本为图书馆所在地。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外挂了牌子，不大的房间，却是当年北大少数思想辩论最集中的房间之一，无数次的争辩都发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