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正是因为有了同仇敌忾的民族后盾，布雷游击队方能在敌后的龙潭虎穴之中，越战越勇，战果累累。仅第2布雷总队，转战湖口至江阴的游击区5年余，“共布雷1370具，炸沉敌大小军舰、炮舰、运输舰、汽艇和商轮驳船总计114艘，另有汽车20余辆，伤亡敌官兵5000余人，破坏其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不可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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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0月末，华中重镇武汉在一片炮火硝烟中不幸沦落敌手——中国的抗日战争，自此步入最艰难、最严峻的战略相持阶段。而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武汉会战失利，则使其几乎损失了最后的舰船实力，不啻已经面临绝地之境。

　　抗战前夕，中国海军虽然号称编有5支常规舰队(主力为第1、第2舰队，亦即中央海军)，可实际上，舰船总数不过区区70余艘，总排水量只及日本海军的5%左右；这些舰艇大半老旧逾龄，不仅吨位小、航速低，火力配置单薄，好些还是铁壳木质的，“根本无法外洋作战，只能在海口或江河一带协助陆上巡缉警卫”。

　　而日本，早在1920年便“跻身世界海军三强”，此后蓄谋侵华，又加紧扩张，使大中型舰船的数量一举增至约300艘(仅航空母舰就有4艘)。它除了舰船新式，种类齐全，性能、火力远优于中国海军；旗下还统辖着一支庞大的海军航空兵，拥有飞机811架(中国海军为零)。因此，“七·七事变”一朝爆发，中国海军就不得不以绝对的弱势，迎战一群气焰极度凶狂的侵略强盗。

　　中国海军没有畏怯。根据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指令，海军部于1937年8月初，将中央海军两支舰队“迅速集中长江”，进行重点防御(对福州、厦门、青岛、虎门等外海口，也做了相应部署)；随即，在下游咽喉地段紧急沉船200余艘(大部分为征用的商船)，构筑起一道横锁中流的江阴阻塞线，以阻挡敌舰溯江深入；同时，分兵支援淞沪战役，策应陆军遏制日寇登陆西进，为东部地区政府机关的后撤和各方有生力量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但是，在日军航空兵大编队机群“密如暴雨”的轮番轰炸下，中国海军伤亡惨重，第1、第2舰队的主要舰船皆被炸沉，整体实力元气大折。半年后，经过匆匆调整的中国海军又哀兵悉发，全力投入武汉会战，在整整4个多月的浴血拼搏中，共击沉击伤日舰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自己则因为依旧毫无制空权而再蒙巨创，仅剩下10余艘浅水炮艇退据三峡，扼守陪都门户。

　　至此，中国海军的5支舰队已基本覆灭(青岛第3舰队、广东江防舰队和练习舰队的船只，也先后或自沉塞港，或被日机炸沉)，不可能再以舰对舰、以艇对艇地同日本海军正面较量了。这种几近绝境的险恶情势，并没有挫颓海军官兵抗日救亡的斗志，反而愈加激励了他们与侵略者周旋到底的勇气！

　　现实，使海军战时总司令部(1938年1月由海军部改组建立)的抗战方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军转入以水雷战为主要破敌手段的继续战斗。这，就是要把所有失去了军舰的水兵重新组织起来，到江河港汊去，到湖荡海口去，在陆军的配合下，机动灵活地布设水雷，袭炸敌船，破坏乃至切断其水上交通——“哪里的航道有日舰活动，哪里便是海军歼灭敌寇的战场”！于是，一种独特的布雷游击战，首先在长江前线神出鬼没地展开了，并且很快向敌占区拓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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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12月，“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后定名‘第2布雷游击总队’)”在上饶成立，下辖5个大队，大队之下又设11个中队。这支队伍，应该是当时中国海军“第一个到敌后去的布雷游击队”。其游击区域，为湖口至芜湖之间数百公里的长江沿线(不久，东扩至江阴)；每个布雷分队，由第3战区所属之陆军派部掩护，自寻战机，独立作战。

　　据曾经担任第2总队布雷官的欧阳晋回忆，他们在敌后的首次出击，是翌年1月19日，于贵池两河口进行的。事先，布雷队(第5大队)悄悄潜至贵池附近的山沟里，通过陆军第148师特工队，初步摸清了敌舰动态，然后又深入实地勘察，仔细研究了布雷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