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但毛泽东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由于心有积郁，一时，拼命地看书，看傅院长给他订阅的各类报纸。如：上海的《申报》、《新闻日报》、广州的《超然报》、《工商日报》等。由于没有好好休息，加上对根据地和红军前途的忧虑，毛泽东身体日渐消瘦、虚弱，有一天竟吐起血来了！

　　本文摘自《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几起几落》，作者：余伯流 陈钢，出版：长征出版社

　　宁都会议失军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第二落

　　岂知，大胜之后，令人痛心的事情又发生了。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总部继占领南丰后，拟乘胜攻取南城。于是，周恩来、毛泽东等于8月24日随军进抵南城近郊。

　　然而，毛泽东随即发现：南城守敌有3师之众，且敌虎视眈眈，已作好战斗准备！据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根据敌人工事坚固和红军攻坚势必形成相峙局面的情况，适时改变了预定计划，主动撤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

　　周恩来致电后方苏区中央局(任弼时代理书记，成员有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人)，并转告临时中央：说明了改变计划的原因。

　　但是，事与愿违。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却极力催促红1方面军向北进击，威胁南昌，指令红军不要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

　　于是，以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为一方，与在前线的周、毛、朱、王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尖锐的分歧。

　　一方是上级，一方是下级。上级远离前线，不知实情，而了解敌情的下级却难违上命。真是令人为难啊！为征得同意，9月23日，周、毛、朱、王联名再次致电后方中央局并转中央，陈述了理由：

　　“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使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

　　未料，9月25日，后方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积极进攻”的方针，复电他们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强调说：如不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可能演成严重错误。”

　　周恩来、毛泽东等接电后，于同一天，再次致电后方中央局，坚持原有看法，陈言：

　　“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本来，党内陈述不同意见，乃正常现象。但后方中央局对周、毛、朱、王的意见，却大为恼火，于9月29日蛮横地断言：

　　“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语气、腔调都升级了。矛盾已发展到尖锐的地步！双方一来一往，唇枪笔战，毫不妥协……

　　矛盾激化的结果，种下了宁都会议的种子，成为可悲的“宁都会议”召开的背景和原因。

　　几天后，即1932年10月上旬(3日至8日之间)，为了解决前方和后方中央局成员之间在作战方针上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了全体会议。这便是党史上举足轻重的“宁都会议。”

　　平静的小源，一时不平静了。

　　苏区中央局全体成员都来了。他们是：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8人——4比4，阵营分明。

　　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后来，周恩来从前方赶到，主持了会议。会议开始“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即临时中央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 “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后方中央局首脑得着临时中央的支持，似乎秉承着一把“尚方宝剑”，口气强硬，闹得挺凶，一时占为上风。在对中央苏区自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