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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斗:为争宠蓝衣社鼓动学生砸国民党党部--国家史册
核心提示:在街道上,一部部军车呼啸而过;一群群穿着便衣、但携带枪支的青年,大摇大摆地闯进学堂。短短十几天时间,蓝衣社摧毁了几近全部的CC系高校组织,并砸掉了几十个县党部招牌。不费吹灰之力地,CC系在河南的势力丧失殆尽了……
本文摘自《蓝衣社》,作者:丁三,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在蓝衣社的众多首脑中,任觉五是一个不大不小、不文不武、不显眼也不容忽视的人物。他位不上“十三太保”,却先后担任过力行社南京书记、革青会总会书记;他曾就读于东南大学、北洋大学,最后却考入黄埔,成为一名职业军人。新生活运动发起后,他被视为邓文仪的文宣大将,与此同时,他也是康泽“西南派”的重要角色……
他以“学运专家”自诩,生性爱热闹、不安分。他蔑视权威且多惹是非,鲁莽而泼辣,胆大又妄为。如果说,过去两年,因为众多魁首、森严纪律的约束,他没有掀起什么波澜的话,那么,自从刘健群出任书记长,一切都不一样了。他如同脱缰野马,决意要为自己找一个对头。
那么,这一次,他为什么盯准了CC系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文化学会与CC系的矛盾。还在1933年年底,发起“新生活运动“前夕,蓝衣社与CC系都有了组建“中国文化学会”的打算。蓝衣社先下手为强,12月24日,段希平的《中国日报》、刘炳藜的《前途》月刊、贺衷寒的《扫荡报》……一百多份报刊以铺天盖地的声势,宣告了文化学会的成立;无奈之下,CC系只好将自己的招牌改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事情还没完呢!次年1月15日,肖作霖来到南京,与任觉五共同发起南京分会,《中央日报》报道,“成立时即有一百五十余人报名参加,分会理事七人,任觉五为书记”;几天后,上海分会也宣告诞生,邓文仪后来回忆,“以刘炳藜为书记,十日后会员即达一百七十余人,次月已在七百人以上”……
不仅南京、上海。在“新生活运动”象征着国家最高权力归属之际,蓝衣社不遗余力,遍地开花。截至当年5月,中国文化学会已在十二个省区设立了分支机构,“正在筹备中者,尚有四川、甘肃、香港、菲律宾、伦敦、巴黎等分会,豫鄂皖三省边区直属支会与青岛直属支会等九处”(《中央日报》,1933年5月1日)。它的会员总数已达到2098人,其中“直属会员”也就是学界领袖38人,“一般会员”亦即知识分子1294人,而“青年会员”也就是学生领袖,也达到766人之多。它的声势远远超过了CC系的文化建设协会。
这么一来,CC系坐不住了。肖作霖后来谈到,“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还为此受了陈立夫的严厉斥责”。在这种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双方你来我往、短兵相接,“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名流学者中展开了争夺战。市长吴铁城不得不两面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也是两面都参加了”(肖作霖,《复兴社述略》)……
争夺最激烈的,当属暨南大学。它的教授群体中,既包括两名力行社社员,刘炳藜和白瑜,也包括“文化建设协会”的发起人樊仲云。它成为两系的必争之地。一时之间,暨南大学鸡飞狗跳,不仅大多数教授,几百名学生也卷入了纷争……
江浙人小巧、重心计,而西南人喜辣子、爱直接,何况是以胆大妄为著称的任觉五?争夺战日趋白热化之际,任觉五渐渐下定决心,“以铁与血的方式,一较高下”。
较量从军事化编组开始。肖作霖后来谈到,“学生中的复兴社分子人数较多,势力较大……(任觉五)又是黄埔学生,他将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军事编组”。这一天,以二十余名失业军人为组长,三四百名学生被分成了二十多个小组。他们人手一根棍棒,首先封锁了暨南大学的各处校门。
入夜时分,一阵尖锐的呼哨声响了起来,行动开始了。几十年后,一个参与行动的学生回忆说,“……先是包围了学校,许进不许出。然后又分出几组人马,开始在全校范围内搜索CC团学生”(刘成一,《忆复兴社二三事》)。
搜索从户外、各条道路开始。一个个横冲直撞的小组,不由分说地将过路的、在户外活动的学生,全部带到操场上。继而,饭堂、教室、图书馆、办公楼……除了几栋孤零零的宿舍楼,暨南大学几乎被篦梳了一遍。在女学生的尖叫声、无数青年的抗辩声中,千余名学生渐渐被集中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