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维系这种革命婚姻关系的只是口头承诺、组织批准和事实存在，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所以，婚姻破裂的现象也很普遍。中国革命队伍里的男同志们，大多数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凭着英勇顽强的斗争和各方面的努力，升至各级领导岗位，有的还曾到苏联学习军事。“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会，也更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不用说，更没有恋爱过，他们也不会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会玩些什么把戏。当他们，有一天，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8页。）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情感与婚姻问题。

　　担任抗大校长的林彪，由组织安排解决其婚姻问题。当一名抗大女学员被带到校长室后，例行公事的那位同志并没有向这位女学员讲明是什么一回事，就自个儿跑了。女学员只当是林校长找她有什么工作上的事，静静地等着校长发话。可是，干巴巴地等了好一会，并不见校长开口，两个人都尴尬地坐着。突然，林彪说话了，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顿时愣住了，当她明白过来确是林校长向她求爱时，“哇”的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喊：“我不干！我不干！”（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49—350页。）这是当时同在抗大任职的莫文骅晚年回忆的细节，应当不假。

　　与此有大体相同情节的是，1938年底在延安采访的陈学昭所作的记录：

　　也许，有一天，在窑洞的转角，他认识了她，像一声春雷把冬蛰的动物都惊觉了，像但丁（Dante）遇到比德丽淑（Beatrice）。“怎么？在陕北，有这样的女性！”这样的庄严，这样的美丽！一个稀有的神秘的occult的微笑……而且，穿着一副军装。“同志！”继之一个敬礼，他们认识了！多少革命的理论好似都与爱情脱离了关系，因为这在他生平，还是极生疏而极新鲜的事情。

　　星期六的晚上，女的提议：“我们上城头看月亮去吧！”

　　“月亮有什么好看呢？还不如在家里吃花生！”男的回答。

　　“我们到延水边去走走吧！”

　　“又来了，你们天天在延水旁跑，还看不厌么？”

　　两种完全不同的情趣和喜好，如果没有大型集体活动可参加，只有两个人的夜晚是难熬的。最后，男的说：“还是去合作社喝四两白干。”

　　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非常规律得近乎本能的生活：吃饭，睡觉，打仗……“虽然他知道男女平等，男子应该尊敬女子，而且，中国的男子该帮助女子，求得解放，但偏偏有些时刻，一下子，他忘记了！眼前却只映起在小时候他在农村所看到男子的抢婚，养媳妇这一类事……一个女子怎么不接受男子的爱？！”（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8—119页。）这样的事例在当时颇为普遍，另见马加：《间隔》，《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12月15—17日；欧阳山：《圣地》，见《一代风流》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1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