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叶、项在作战指挥上的不协调，表现在与国民党军激战的关键时刻，两位最高指挥员不在一起，互相寻找，直接导致了高坦激战时难以实施及时统一的指挥，并致项英等上山出走之错，给部队造成了更大损失。由此可见，叶、项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间的恩怨，而是由于组织原因、个人经历、性格素养和地位境遇不同产生的。

　　本文摘自：人民网-文史频道，作者：王洪光（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原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高层微妙关系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失利》

　　新四军领导层项叶关系微妙，但这并不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造成的

　　（一）从个人情况看，项英和叶挺是新四军两位最主要的创建人和负责人，他们有许多相同之点，也有重要的差别。

　　相同之点是，他们都是革命的先行者，著名革命家。项英很早就追随中共的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等人，25岁即成为中央委员，以后一直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在工人运动、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建树与业绩，特别是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和南方革命根据地，可谓历尽艰险，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不朽贡献。那种批评项英害怕进入敌后、难以发展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难道此时新四军的生存态势比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还险恶？早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项英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艰苦朴素的军旅作风，他积极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反对铺张浪费，惩治贪污腐败的做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他为人正直，心胸坦荡，但有时过于固执，优柔寡断。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锻造了他较高的游击战素养。

　　而叶挺很早就追随孙中山，担任他的警卫团营长，在平定陈炯明和其他反动军阀的叛乱中立下功勋，成为北伐名将，曾前往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加入中国共产党。叶挺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擅长正规战，提倡部队正规化的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注重提高新四军正规作战能力。叶挺家境较好，曾自己出钱从广东买枪，让夫人押运至皖南。他注重个人仪表，平时穿戴整齐，为人大方豪爽，经常请客聚餐，但性格刚毅，受不起委屈。当他于1928年第二次抵莫斯科受到错误批评时，竟一气之下不辞而别，脱离了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在海外赋闲10年之久。

　　应该说，这两种不同经历和素养的领导人，在共事中有不同看法和处事原则也属正常。李一氓回忆，当时叶、项相处时，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挺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叶挺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首先批注意见；叶挺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挺的经历与身份，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一起吃。项英不吃小灶既是他的一贯勤俭朴实的生活作风，也是当时与广大指战员共克时艰的实际需要，这是他的优点。李一氓说，从未听到项英背后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办的事情，项也为之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叶的威信。这些可以从项英给中央的电报中看出来。

　　可以看出，叶、项二人都是从革命大局出发，正派公道，坦诚相见，无论是个人素养、领导水平以及工作方式都各有特色、各有所长，此前两人并没有一起工作过，也不存在个人恩怨，相处过程中也不可能到水火不容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