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恪思又说：“李莲英此时像一头发情的公羊，一边促我脱去衣服，一边向我展示他擦得香喷喷的身体，好让我慢慢地欣赏……（下删多少多少字）。”

　　Sir Edmund是个同性恋者，阴性。他自认对女人没有兴趣，承认一生中有过的“男女关系”只慈禧一人。

　　李莲英领着巴恪思到老佛爷的睡房，给他身上各“孔道”擦满了檀香油，又给了他一些清宫特制的春药。他们一踏进太后的孔雀睡房时，太后就瞧着巴恪思嚷道：“我的床冷冰冰的，快来排解我的寂寞。”太监吩咐巴恪思在垫子上跪下，好让老佛爷前前后后抚摸他。

　　“胡说！”老佛爷道：“他跪着怎能‘为所欲为’！让他脱得光光的，好让我慢慢欣赏他迷人的胴体，‘愿饱眼福’。”

　　“为所欲为”和“愿饱眼福”都是巴恪思夹杂在文本中的原文。他通多种语文，一有机会就炫耀。他叙事时还有一个更难忍受的地方是爱话分两头地不断打岔，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从这角度看，《Décadence Mandchoue》果然是一本未经作者修饰的回忆录。

　　老佛爷前前后后“爱抚”巴恪思一番后，吩咐他说：“你得忘记我是太后，把我看作杨贵妃吧。你自己就是唐明皇。”

　　慈禧六十九岁，巴恪思三十三岁。他跟她亲热时，发觉到她的乳房结实如少妇，皮肤散发着紫萝兰香味。纤细的身躯肌肉均匀，充满生命力。一向只近男色的巴恪思居然动了情：“我看着她浑圆丰满的屁股，欲念不禁涌上心头。在我这个堕落变态的同性恋者说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

　　从此Sir Edmund成了老佛爷口中的“tame foreigner”，一个驯服了的洋鬼子。只要李莲英打出“恭奉慈旨巴恪思今晚来园有要事”的宣示，tame foreigner就携备春药上道。Sir Edmund也心甘情愿做太后的性奴。

　　我们在回忆录看得清楚，巴恪思留在宫内服侍慈禧，是自愿的。如果我们想到他英国贵族的身世、自己在专业上的地位，再看看他在慈禧面前那种奴颜婢膝的崽子相，真奇怪他为何自甘堕落如此。有一次他犯了过错，要在主子跟前请罪：

　　I knelt and kowtowed till the blood appeared on my forehead. “Old Buddha, I deserve the death, nay, nine deaths at your mighty hand”（我跪下来叩头直到额前满是鲜血。“老佛爷，我该死，不，该在你手上死九次。”）对慈禧说的恭维奉承的话，肉麻得不知廉耻。

　　要介绍一本书，理应引一两段文字作例证。如果把《淫乱满洲》作野史看，你将会大失所望，因为书中落墨最浓的不是光绪、珍妃等人怎么遇害，或袁世凯怎样丧权辱国的传闻，而是作者怎样参与及旁观晚清末年皇室荒淫的故事。这真是一本绘影绘声以性爱描写为重心的《品花宝鉴》，只是这里的“花”，是男色。这些描述，若要引文，或可仿洁本《金瓶梅》那样以括号表示下删多少多少字。可是引文是论证的一种根据，取舍之间不能避重就轻。本文对“tame foreigner”跟太后交欢的场面一一略而不录，是坏了书介规矩，但我觉得与其说话吞吞吐吐，不如干脆留一片空白。（英文版是由香港Earnshaw Books出版。中译本《太后与我》是王笑歌手笔，新世纪出版社。）

　　巴恪思是个性格极为复杂的人。他身为没落英国贵族，在Hoeppli医生眼中却是个他生平所遇到的“最反英国的英国人”（“the most anti-British Briton he ever met”）。他崇拜希特勒、仰慕日本的礼仪文化、对旧日专制时代的欧洲生活极为向往。你可以说他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他中文说得地道、行为举止衣着饮食几乎全部汉化（或满化）。他在北京居住了四十五年，最为人不解的是他自己的身份是“洋鬼子”，却一直避免接触“洋鬼子”，特别是英国同胞。他要出门到城中某个地点前，必先差遣从仆作“先头部队”，看看那地方有没有洋人的踪迹。他坐人力车上街，路遇洋人时，必用手掩面。看样子他在没有洋人的清宫的生活真像如鱼得水。

　　根据Hoeppli医生的记载，巴恪思从未结婚。1942年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因此后来兴之所至把自己看做“Paul”Backhouse。天主教的弥撒美学和教堂音乐吸引了他。但可能还另有原因。照医生的估计，他也实在太孤独和生活太拮据了。希望通过教会的关系得到经济的援助和住所的安排。他最希望能住在一家有花园的修道院。巴恪思的一个“嗜好”是“flagellation”，鞭笞。让别人鞭打自己从中得到快感的是为“受虐待狂”。自我鞭打折磨自己，是宗教上一种赎罪方式。巴恪思一生自相矛盾之处颇多，说不定在满足这“嗜好”上他会双管齐下，既求性满足，也为赎罪。Hoeppli说有数据显示巴恪思有一段时期在英国情报部服务过。一个反英的人给英国情报机构做特务，真不可思议─除非他是反间谍。

　　号称回忆录的《Décadence Mandchoue》会不会全部是子虚乌有？自从中西学者相继揭发巴恪思引用的《景善日记》是做假之作后，巴恪思史学家的声名在行内成了笑话。史家的巴恪思既不可信，那么慈禧“姘头”的巴恪思是不是作者凭空想象出来？本书的编者Derek Sandhaus认为故事尽管荒唐，但“the tame foreigner”跟慈禧结缘的事也并非绝无可能。1902年八国联军在北京“焚城”过后，西太后回朝。大劫中死里逃生的太后，返京后开始修补与洋人的关系，不时主办一些园游会之类的社交活动。一位美国画家要为她造像，她也言听计从。巴恪思曾多次充当英使馆和清廷交往的翻译，说不定太后在这种场合见过他。即使没有见过面，但总听过他跟八旗子弟的种种“浪游”传说，太后听了心动，忍不住召他入宫自己看个究竟也说不定。说实在的，《Décadence Mandchoue》有关清宫各种繁文缛节的描述，如果不曾登堂入室，实难想象出来。

　　Derek Sandhaus因此不相信回忆录全是伪托。巴恪思热爱清廷，回忆录可说是他的eulogy for the Ch'ing Dynasty，是为追悼大清帝国的沉沦而写的礼赞。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说法，那么巴恪思跟太后的关系是否实有其事或是作者的痴人说梦，实在无关重要，因为依Sandhaus所说，这是一个老去的恋人为纪念一个逝去的年代写的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