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蒋的日记中，“反共”的言论比较多，相比之下，阎的日记却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甚至连当时国民党常用的“共匪”、“毛匪”等骂人字眼，阎锡山也一概不用，最多只是记一笔“毛泽东扰进”。这与阎锡山教育背景有关，他从小受儒家影响教育，有很深的程朱理学的功底。在日记中，他对国民党中一些同僚也提出批评，但都非常隐晦。

　　文章摘自《北京晨报》2011年7月26日 作者：陈辉

　　历尽曲折，阎锡山的日记终于出版了。从1952年它浮出水面，岁月已翻过将近一个甲子。

　　作为中国现代史中的重要人物，阎锡山记日记的习惯颇奇特，他几乎不记事，而是“不记事而记事之理”。他以为：“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给人类贡献准绳。”

　　于是，整整16本，都是各种各样的“阎氏格言”，文白间杂，有时寥寥数笔，有时却能写上一两千字。

　　“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己”，“物质过乏则朽志，物质过量则放志”……对于这项用不同的语言来重复前人智慧的工作，阎锡山干得乐此不疲，从1931年到1938年，每日不辍，以后因战争形势吃紧，才有所松懈。

　　在日记中，既有对资本主义评价等玄远命题，也有生活中的俗理，甚至还有山西土话“做甚悟甚”。

　　立德立功立言，这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阎锡山显然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自己的历史定位。那么，在日记中，究竟能看到一个怎样的阎锡山？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它的价值何在？

　　为此，《北京晨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山西大学博士生导师李茂盛，李先生曾在山西省党史研究室工作多年，很早就接触了这些日记，并为它的公开出版做了许多工作。在他看来，这一文献不论是对研究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和民国山西史，还是对研究阎锡山本人的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