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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形容49年运台黄金:每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国家年鉴(2)
“本钱”
档案显示,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国库中仅剩黄金不足3万两,尔后没收了汪伪政权国库的49.5万两,发行金圆券又从老百姓手中收到184万两。此外,抗战中美国欠中国军用机场建设费4亿美元,国民政府拿其中2.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减去花销,到1948年底,国库黄金总数尚余400多万两。
1948年11月底,一纸密电紧急送进俞鸿钧的办公室,要求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将国库一半黄金运到台湾。
早在1946年视察台湾时,蒋就注意到了台湾的重要战略意义、日本经营多年留下的独立工业体系,并发现台湾是“未被中共渗透的净土”。因此,当大陆败局渐明时,蒋最终在西康、海南、台湾三个撤退方向中选择了台湾。
筹划黄金运台的同时,1948年12月,蒋一纸电文,以不容置疑的语气,令养病之中的嫡系亲信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不久后,蒋经国又获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任命,而大批大陆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
对蒋而言,国库的黄金是其立足台湾、另起炉灶的唯一本钱,必须谨慎,但此时他只能仰仗亲属和心腹: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大舅子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
俞之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奉命筹划密运黄金期间,俞鸿钧“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而外间接洽戒严、航运等事,则由发行局陈副局长延祚负责,一切行动,均保持极度机密。”(何善垣《俞先生生平言行补述》)
到启运之夕,“军方施行特别戒严,断绝交通,以故当时外间无人知有此事。”“海星号”等按计划装载了200万两,于1948年12月4日顺利运抵台湾。
“全民公敌”
意外的是,这批黄金启运后第三日,《申报》就登出了简讯“谓某夜中国银行曾运出物资若干箱云云”。
消息源头是英国记者乔治·维恩发表于《字林西报》的报道。该报办公地点就在紧邻中国银行的上海和平饭店楼上,200万两黄金秘密装船启运当晚,乔治·维恩从办公室窗户目睹了全过程。联想到徐蚌会战败局,乔治·维恩进而推断国府对未来已有新安排。于是他连夜发出消息称“中国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沉浸在捕获独家惊天秘闻的喜悦中,乔治·维恩没有意识到他的报道激怒了当局,于是很快被抓捕、速审速决判处死刑。幸亏其夫人赶紧托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直接找到蒋介石求情,才得释放。
然而消息毕竟是公开了,原本发行仅半年已贬值500倍的金圆券,此刻更如“雪崩似地狂贬”,完全失控。
抗战结束之初,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兑民间黄金,引得民怨沸腾,被普遍认为是败亡先兆。尔后物价失守、金圆券一路狂贬,令民怨持续发酵,政府被迫宣布允许上海市民以1000金圆券兑换黄金1两,但每天限兑1000两,先来先购。
在市民排长队等待兑换黄金的当口,蒋介石却将原本用于金圆券发行准备的巨额国库黄金悉数南运,民众的焦灼顿时变成了绝望的疯狂:1948年12月24日,等待兑换黄金的人们情绪失控,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争抢、冲撞、踩踏,酿成7死50伤,是为“黄金挤兑惨案”。
尔后,国民政府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圆券兑换黄金,此举彻底阻断人民生路:1948年8月金圆券刚发行时,2元金圆券能换1块银元;到1949年1月已经变成1000:1;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时,1000万金圆券都兑不到1块银元;到1949年6月,银元价格更是达到了5亿金圆券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