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按当地习惯杀猪为毛泽东洗尘接风，并慷慨地回赠一千元大洋给毛泽东用以工农革命军的给养。他还答应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一个医院和在象山庵建立一个后方留守处。

　　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部进驻井冈山茅坪，袁文才从大仓往古城去迎接。“出发时，我奶奶塞给我爷爷一个包裹，包裹里有两件半成新的兰丹士林长衫，两条灰布裤子，一双新布鞋。这是给毛委员的，毛委员的脚在部队行动时被扎伤。行动很不方便。

　　最后，还是我奶奶想出个主意：用竹睡椅做一乘轿子，把毛泽东接到井冈山茅坪来。”

　　通过袁文才，毛泽东又改编了王佐的部队。“毛泽东给了王佐70支枪，王佐回赠了500担谷子，当时一担谷子一块大洋。”袁建芳说。

　　佩服毛泽东，并为毛泽东做大媒

　　袁建芳说，袁文才在和毛泽东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称赞毛泽东学识渊博，有军事才能。把毛泽东的意见当做指路明灯了。

　　而毛泽东1928年5月1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专门说：“我们的永久通讯处：宁冈袁文才。”

　　随着袁文才革命觉悟的提高，他对部下遵守革命纪律的要求更加严格了。有一天夜里，他的特务连有几个战士在野外捉到几只散失的鸭子，回到步云山私自杀掉煮吃了。袁文才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召开特务连的全连大会，严厉批评了那几个战士，还责成连长亲自带领这几个战士去向丢失鸭子的农民群众赔礼道歉，并按价给予赔偿。

　　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贺子珍。贺子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毛泽东进驻茅坪的当天。当时贺子珍不到18岁，是永新县委的妇女部长、共青团书记。后来，前委亟须一个秘书，既有文化又有才干且毛笔字也写得娟秀端庄的贺子珍被选中。这样，毛泽东就与贺子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四个月时间。他们从相识到相知，感情不断升华。最后，袁文才做媒，促成了一段姻缘。

　　1928年2月上旬，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完成了他们向正规的工农革命军转变的关键性一步。在宁冈大陇的朱家祠堂前宽大的草坪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副之，何长工任党代表。5月，红四军正式成立。袁、王部被编为第三十二团。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茨坪成立，袁文才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9月，又担任了宁冈县委书记。王佐则担任了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井冈山防务委员会主任。

　　敌人对井冈山“进剿”，袁文才、王佐率32团镇守井冈山大后方，使在前方作战的主力部队无后顾之忧，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永新城及土溪岭、龙源口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袁、王部队还直接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对取得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为恢复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左”倾错误政策导致被错杀

　　中共“六大”会议通过了“左”倾政策，加上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袁、王“冤枉”悲剧的发生。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客籍，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主要领导人多是土籍，依据六大“文件”规定，1930年2月下旬，袁文才和王佐被杀。

　　袁建芳说：“我看到好多革命回忆录，都谈到我爷爷被错杀的问题。其中在一本人物传记《贺子珍的路》中，有这样的话，贺子珍说，1930年，袁文才被错杀，事后毛泽东听到这消息，心里很难过，多次批评这种错误的做法。他说，不应该把他们当土匪对待，不应该这样对待这两位同志，他们都是要革命的。有的人把袁文才这种深沉寡言的性格描绘成奸诈、诡秘，这是不对的。我同他们的接触较多，了解他的为人。他自己一生的行动都表明，他是热爱革命、忠于党的。他对毛委员和他率领的革命军上井冈山是真心欢迎的，对党的领导真心拥护，对革命没有二心。”

　　其实，在袁文才、王佐被错杀问题上，毛泽东早有定论。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达吉安时，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就曾向毛泽东汇报事情经过，毛泽东当即说：杀错了！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指袁、王——引者注)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毛泽东在延安还对何长工说，错杀袁、王，要平反！

　　1950年前后，陈正人任江西省委书记时，又一次跟毛泽东谈到袁、王被错杀之事，毛泽东依然表示：杀袁、王是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