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毅执著，坚忍不拔，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邓小平在遭受坎坷、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他非常达观，善于用乐观主义对待一切，在工作中调整心态。他几次向党表明：“感觉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快到实际工作中去。”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难能可贵的品质和气度。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是相同、相通的。

　　在邓小平身处逆境时，毛泽东也处在困境之中。

　　自从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以后，毛泽东过了一段赋闲的日子。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窝囊气，有些事想起来又好笑又好气。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他指挥若定，得心应手，连获三次大捷！如今，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了，“洋房子先生”们又想把红色首府从瑞金迁到赣州，一再坚持打赣州，他竭力反对攻坚城，结果打赣州打输了，反认为是对的；他率部打漳州打胜了，反倒是错的，都来批毛泽东，这是什么理！党内还有公道吗？什么“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党内也来这套外交辞令！

　　毛泽东退避三舍，在汀州卧龙山一呆就是三个月。在这些日子里，乳儿的笑脸，子珍的深情，院长的照料，罗明的笑谈……这些都给毛泽东带来了慰藉与喜悦。

　　没想到，他在福音医院与罗明的一席谈话，又招来了个什么“罗明路线”！紧接着，又有什么“邓、毛、谢、古”的“江西罗明路线”！听说博古还说什么要批“比罗明更高级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困惑了，恼怒了！前方在打仗，后方却在整人！他多想重上前线，同恩来、朱德、稼祥一起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啊，可是他没有得到中央局的召唤！他的心在滴血！

　　三个月过去了，毛泽东于1933年2月回到红都瑞金。

　　不几日，中央领导人博古找毛泽东谈话，责成毛泽东在苏维埃政权系统领导“查田运动”，而且要按照国际和中央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来搞。这真是强人所难啊！这不是明摆着要否定他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几年来土地革命的成果嘛！毛泽东心中充满了苦涩，但既然中央局作了决定，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他又相忍为党，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了……

　　在查田运动开展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他同林伯渠、吴亮平、邓子恢等人一起，狠抓工农业生产，发展国营经济，兴起合作社运动，开展对外贸易，保护私人企业，开办国家银行，稳定财政金融，创办中央医院，发展文教事业……如火如荼、红红火火的经济建设运动，不仅维系红色政权、支持革命战争数年之久，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治国之才。作为中央苏区领导经济建设运动主帅的毛泽东，简直要累垮了！

　　然而，毛泽东没有想到，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竟然没有让毛泽东参加，而且又把毛泽东批了一通！几天后，即1934年1月22日，又要毛泽东出面主持召开“全苏二大”。“二苏大”落下帷幕后，在人事安排上，又拿掉了毛泽东兼任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被架空了，成了博古所嘲弄、戏称的“中国的加里宁”！

　　罗迈在回忆此事时说：“在中央苏区时，我和博古、张闻天等住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有一次，我在一间房子里打乒乓球，听博古对洛甫说：‘老毛(指毛泽东)今后只是加里宁了，哈哈！”

　　加里宁是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但实权却操在斯大林手里。

　　毛泽东虽然成了“加里宁”，却仍然顾全大局，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相忍为党！

　　邓小平在逆境中，又何尝不是这样！

　　“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整人很有一套，打仗却是外行。在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毛泽东带着“马背上的共和国”，邓小平带着《红星》报编辑部，默默地迈步长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