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

　　为何抗日战争时期投奔延安，心向革命的女青年怕怀孕？

　　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叛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甚至她们中的有些人，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时，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这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因为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呀！

　　女大学员洪红（陆红）与教员徐以新，通过交际舞恋爱结婚，一年后怀孕了。她担心拖个孩子会影响工作，就“从早到晚猛跳猛蹦，用拳头使劲擂肚子，想把胎儿流下来”参见蒋巍、雪扬：《延安女性风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45页。。没想到这孩子比她还坚强，顽强地生了出来，还活了下来。

　　先后在抗大、女大和中央研究院学习过的石澜（梅洛），自称“我是一个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女子，涉世未深，只因国难当头而投奔延安寻求真理，承蒙错爱……”1942年9月1日与舒同结婚。由一个女战士成为妻子，她觉得最大的难关是怀孕后的妊娠反应。直到晚年，她仍然记忆犹新：

　　本来延安的小米饭、南瓜汤、盐水煮土豆，吃得香喷喷的。可是妊娠以后却难以下咽。当时我是多么想吃一条鱼啊！住在我隔壁的张鼎丞夫妇有一条咸鱼干，可惜已吃掉大半，但他们还是把剩下的半截送给我，我把它挂在墙上，想呕吐时舔一舔鱼味……有的孕妇反应严重，吃进多少吐出多少，吐完了食物吐胃液，吐完了胃液吐胆汁，好像五脏六腑都在腹腔里翻滚。本来延安的饭菜营养已经够单薄的了，加上不能进食，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即使是矫健的年轻女战士，也会变成病号。胎儿的营养全靠母亲自身储备，十月怀胎，待婴儿呱呱坠地，做母亲的臼牙开始摇动脱落，脸上出现皱纹，脑筋反应迟钝，达不到一个战士的素质要求了。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90、93页。

　　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79页。又见王行娟：《贺子珍的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年4月第2版，第227页。而她执意离开毛泽东，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时，年方28岁。

　　于蓝与田方1940年11月7日在鲁艺结婚后，看到其他女同志做母亲的艰辛，希望自己“千万不要生孩子”。可是，偏偏自己也怀孕了，她怀着极大的恐惧，征得丈夫田方的同意，还征得戏剧系领导张庚的同意，并通过同学苏菲的帮助，得到其丈夫马海德医生的介绍，才得以到柳树店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所有的苦痛她都忍受了，能这样已经很幸运。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我恐慌极了”，“我苦恼了许久，瞒过田方，又去找苏菲同志，把自己的处境和决心告诉了她。她多么善良、友好，理解我，帮助我找到几片药，吃了以后，流了很多血，但是没有全部打下来，只好又去做了第二次人工流产。我只说是肚子痛，瞒过了田方和所有的人。”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1、94页。

　　这样的苦痛、暗伤和隐忧，是革命女青年们所始料不及的，也是没有任何精神思想准备与物质措施防范的。但即使是这样，于蓝还感到欣慰，因为她做了一般女同志想做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