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实地调查和同中共领导人的广泛接触，谢伟思逐渐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边区根据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给美国政府发出了一系列通讯记述了这种观感。

　　国民党的宣传始终强调共产党边区的所谓“贫困”，因为陕北向来是以中国罕见的贫穷地区而闻名的，所以谢伟思在前往边区时，预期会看到一种相当绝望的经济局面。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谢伟思通过观察记述说：“有关陕甘宁边区经济形势的最重要的事实是，过去两年经济得到了改善。”“军队给养有了改善；党政工作人员伙食和服装比以前好了；当地医院里营养不良病例几乎完全绝迹了。”经济改善一方面得益于大自然，“然而，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共产党的鼓动和领导下，地方政府发起了一次极其强大而广泛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的运动。”大生产运动中，“每个人都成为生产者”，全民劳动的景象，“使人联想起曾经读到的五年计划时期的俄国”。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其结果是“边区的经济形势是健康的，并且正在改善中”，“这些状况以及造成这些情况所大力执行的政策，同国民党中国的状况和政策对比是太明显了”。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谢伟思了解国民党中国许多地区农村里土匪横行，但是他却惊异地发现“共产党控制地区不存在盗匪活动”，共产党为什么能解决“中国这一古老难题”呢？就这个问题，谢伟思同陈毅、聂荣臻等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到了令他信服的答案。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的改善及“深入细致和持续不断的宣传教育”，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不断推进民主化，人民选举他们自己的地方政府，“因而他们更关心保护它们，并且通过他们自己的力量，更有力量去实施这种保护。既然这种政府是土生的，它能更好地与民众保持接触，并能识别和处置不法分子。人民选举也消灭了腐败的、暴虐的或不公平的政府”。共产党消灭匪患是“走向民主政治的经济、政治改革的很好的证明”，是“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一边是腐朽官僚一边是青春年华

　　谢伟思还发现，延安和重庆明显不同的一个方面，是中共领导人的坦诚直率和平易近人。“重庆是一座有着官僚政治一切外部标志的城市——腐朽和走下坡路——但仍然坚持它的一切特权”，而延安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地方。通过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接触和交流，中共领导人给谢伟思留下了非常突出的两个印象：一是“青春年华”。中共领导人差不多都是40岁左右，他们“由于年轻而精力充沛”，“这些人的知识、兴趣和阅历极其多面”，他们具有“毋庸置疑的坚强信念”，他们善于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二是“井然有序”。“这既是精神上的也是物质上的”，他们“有一种强烈的组织意识”，他们之间没有“旁敲侧击”，有的是“强烈的集体感和牢固的团结”。总之，中共领导人“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这一印象——和使我联想起的他们的经历——把他们排列在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团体之上。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给大多数或一切在过去7年里曾经会见过他们的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的风度，习惯于推理思考和直截了当的处理问题，看来更像美国人，而不像东方人”。

　　在细致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边区根据地的新气象之后，谢伟思如此分析说：“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着。还有，当国民党已丧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并随着这一丧失而呈现四分五裂的时候，共产党由于必须继续奋斗而保持了其革命性，而且渐渐壮大和比较成熟了。人们不能不得到一种感觉，这一运动是强大和成功的，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紧密，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

　　谢伟思看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都是在中国，一个是国民党及其统治的区域，另一个是共产党及其管辖的边区，而这正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的对立双方，他们的众多“不同”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内战的最终结局。

　　通过实地调查和同中共领导人的广泛接触，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认为延安的“精神气质和气氛”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仿佛一个中国的两个世界。一边已丧失了早期的革命性并呈现四分五裂，另一边和人民联系得如此紧密而日益强大。

　　约翰·S·谢伟思(1909—1999)

　　美国外交官。出生于中国成都美国传教士家庭。193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同年返华，在美国驻昆明、上海等地领事馆任职。1941年起历任驻华大使馆三等和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等职。1944年7月作为“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前往延安，曾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上世纪50年代受到麦卡锡主义严重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