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因为，工房的租金相对比较便宜，而且数量较大，甚至起到保障底线需求的“廉租房”的作用。但无论哪种统计，房租是除食品消费之外的最大开支。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28日AA29版 作者：沈彬  原题为：从“包身工”谈旧中国的廉租房

　　近几年来，飙升的房价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以及政府的决策，今年保障建设更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硬指标。

　　中国的近代百年，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化、市场经济化的过程(如果不算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历史的话)。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不断扩容，以及房屋的紧缺，房价的飙升，这几乎是历史的必然。比如19世纪的英国伦敦，正处于严重的房荒中，“甚至最龌龊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恩格斯在《住宅问题》中将房荒称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

　　本月初，当年夏衍先生在《包身工》里描述过的包身工住的房子，在上海被找到了———上海福宁路99弄，外观格局还算整齐，一条水泥路左右两边分别为八排二层的砖木结构房屋，每排5至6间。房屋的大致结构是：一楼前部是厨房，后面两个房间；沿着几乎90度的木楼梯可上到二楼；三楼则是8平方米的露台。(8月3日《东方早报》)

　　小区的马路对面就是当年的纱厂，这种没有院子的联排两层楼房叫“广式里弄”，也叫“东洋房子”，是旧上海工厂为工人建造的工房的典型。按当地居民介绍，当初纱厂工房的格局是这样的：一楼前部是8平方米的厨房，后面是18平方米的大房间；二楼是18平方米的房间和8平方米的亭子间。不过，给工人们住的房子里，厨房、亭子间全都住了人。

　　一楼一底的房子，共52平方米(不算露台)，按《包身工》里的说法：每幢房子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包身工。的确很拥挤，但似乎没有我们从课文中了解的那么严重。当年这片工房里，共住着2000个左右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75年后的今天，经多年违法搭建，80户变成了108个门牌号，这里住着300多户居民。顺便说一下，包身工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残酷剥削制度，但包身工不是奴隶，原则上做满三年就可以“出师”，以后可以直接从工厂拿钱，不用再交给包工头。

　　这个有趣的“文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横切面，询诸相关历史资料，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了解旧中国的住房情况。

　　据1930年的资料，上海居民中租房居住的占90%以上；而如前所述，几乎是历史的同时，西方大城市也在经历房荒，比如1914年伦敦居民中租房比例也是90%。

　　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上海社会局对305户工人的居住情况做了调查，住一间房的家庭占46.7%，住两间的占42.6%，当年普通工人的住房的确不宽敞。其中住楼房的占60%，平房占40%，住草棚的仅占6%，但最后这部分却成了长期以来我们对1949年前工人住房的主要印象。

　　按当时的统计，当年上海的工人、职员的租房主要分为三种：租住工厂的工房、租客栈的铺位，以及自己租房子住。

　　工厂提供给工人住工房的比例有多大呢？按上世纪40年代统计，在97家纺织企业中，向工人全部供给工房的有62家，部分供给的有8家。

　　相对高端的公司职员租住的工房条件较好，不少大公司、银行都为职工建造了职工公寓。比如由广东中山籍华侨刘锡基开的“新新百货公司”，单身职工可申请免费住公司宿舍。宿舍还有图书馆、食堂、运动场等设施，不幸的是其毁于一·二八日军炮火，之后宿舍搬到公司附近的里弄房子。

　　包身工也属第一种———租住工房，此外普通工人也有租住工房(主要为纺织厂)。据上海租界工部局对一个纺织厂的60幢工房的调查，1935年平均每幢住2.73户，15.32人，这是《包身工》写作的那年，而《包身工》中每幢房子要住“三十二三个”，整整拥挤两倍。但就在三年之后，随着抗战爆发，租界房子日益紧张，1938年时，这家纺织厂的工房里每幢住5.60家，31.23人，就与《包身工》里的拥挤程度持平了。

　　不过，工房的租金还是相对廉价的。按1928年北平调查所对230户工人的统计，每户平均4.76口人，月收入32.89元，但房租仅为2.09元，占收入的6.4%。相同时期，不同统计对房租占收入的比例有一定出入，最高的比例达到14%。其中的统计的差距原因在于，统计对象是否居住于工房。因为，工房的租金相对比较便宜，而且数量较大，甚至起到保障底线需求的“廉租房”的作用。但无论哪种统计，房租是除食品消费之外的最大开支。

　　可能有人会问，上面谈的都是租房情况，为何不谈自有住房呢？一是如上所述，上海租房比例高达90%，二是当年特殊的历史条件导致当时上海几乎无房可售。众所周知，上海开埠之后，英国、法国的租界成了国中之国。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日寇侵略，每一次动荡，都导致周边人口向租界集中，而租界的区域相对固定，先是房价飙升，到了后来就是“只租不售”了。

　　当年鲁迅先生的稿费颇高，日子过得滋润，他对住房的第一要求就是在租界。但按当时的交易习惯，他已买不到房子，只能“顶”下房子———从前租客手里“买”下租赁权，比如1930年其在公寓月租40元的基础上，还得付500元的“顶费”。

　　等到抗战胜利之后，随着内迁人员、工厂的回搬，以及接收大员“五子登科”攫取大量敌伪房产，上海的房产市场像全国经济形势一样，走到崩溃的边缘了：房主坚决要求涨租，房客大搞减租运动。1947年上海市长吴国桢专门开茶会招待上海房地产业主代表，之后为稳定社会推出了“限租令”。1946年，上海解决房荒企划委员会提出要在市郊空地建屋，向市民“配售或者出租”。1949年1月，上海市政府终于拟定了“市郊空地限期兴建房屋实施计划草案”，要在6个区建屋909亩。但4个月之后上海解放了。历史没有再给腐败贪婪、无力解决民生的国民党政府任何机会。(主要资料来源：《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上海工运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