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何廉是个经济学家，他当然看到了米价上涨甚至出现米荒的重要原因不是缺米，而是执行了错误的金融政策，这仍然还是个经济问题，随着战争的持续，大米供应、分配和价格问题会继续存在，不仅一个小小的农本局无法全部解决，中央政府也难有善策。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员则习惯于用威权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砍掉几个人的头就能够威慑大多数人”，从而稳定粮食市场。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岳麓书社开始出版一套名为“海外名家名作”的丛书，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等是这套书最先推出的，而《蒋廷黻回忆录》虽早已列入出版计划()①，却一直延宕，直至2003年9月才由岳麓书社出了第一版。其中曲折从《蒋廷黻回忆录》书前所附的“出版说明”中可见端倪，不知出自何许人之手的“出版说明”中充满了这样一些欲说还休的词句：诬称，错误与偏差，不符合历史事实，从保存文献原貌提供第一手资料的角度出发，云云。开卷就要给读者某种提示或暗示，这种阅读注定无法轻松了。可是在我将此书拜读一过之后，涌上心头的首先却是“不过尔尔”的感觉。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坛上，涌动了一股“学者从政”的小小浪潮，胡适，和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史学家蒋廷黻都是个中代表。蒋廷黻在国民政府中除前期担任了一段为时甚短的政务院处长职务以外，一直从事外交工作，直到1965年在台湾“驻美大使”的位置上退休。在当年和他一起应蒋介石之邀从政的学者中，他算是唯一“有始有终”的一位。

　　蒋廷黻回忆录》系作者退休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口述自传的中文译本，尽管因作者的突然逝世，“口述自传”仅完成了大约一半，但就这完成的一半（从清末写到1940年）而言，正是近代中国剧烈变革的时代，以作者学界、政坛有影响者的身份，他的视角应该是独特而具穿透性的，比如我最想知道，一个由号称最革命的政党建立起来的政权，为什么总是摆脱不了前现代的阴影？它的官僚机构运作效率之低举世公认，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像蒋廷黻这样一些具备现代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的文化名流参与到国民政府的行政事务中，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但坦率地说，《蒋廷黻回忆录》在这些方面所能提供的意味深长的消息太少了点。

　　当作者在进行口述自传时，以其阅历和理论素养，加上在野之身，是非得失本来应该了然于胸的，可是我辈在阅读过程中，总感到他还在有意无意维护某种法统，叙事只有梗概，几乎没有平实生动的细节，也少见作者个人与世沉浮中的切身之感。也许这是作者多年外交官身份的自觉？毕竟，外交官是讲求字斟句酌谨言慎行的。

　　正因为对《蒋廷黻回忆录》不满，我眼光又落到了另一位“学者从政”的代表人物--曾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身上。何廉先后在蒋介石政府中担任过行政院政务处长、经济部次长等职，《何廉回忆录》()①和《蒋廷黻回忆录》一样，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传记科研计划的一部分。说来何廉从政，与蒋廷黻还颇有关系。

　　何、蒋二人曾是留美的同学，1926年至1929年又成为南开大学的同事，据何廉的自述，“我和蒋廷黻十分友好，对他的意见我总是感觉尊重的”，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当蒋廷黻1936年在国难日深的情况下，劝何廉接受国民政府的邀请，出任他自己曾经担任过的行政院政务处长一职时，何廉再一次尊重了蒋廷黻的意见。而在此之前的1934年，何、蒋二人同上庐山拜见蒋介石的一幕也很有意思，二人事后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追忆自己与这位当年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初次见面的情景，都“印象颇佳”。

　　何廉回忆录》中写道：“他注意听我讲，看来十分耐心，又非常礼貌，印象中他迫切想听独到的见解”。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则说：“他的态度极为得体，使我既不感到拘束也不致完全放纵。……看得出他有坚强的意志，对于重要工作，能够全力以赴。”《蒋廷黻回忆录》中难得地记下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因蒋廷黻和何廉是湖南人，蒋介石在谈话的开始便恭维说“湖南是出大人物的地方”，而蒋廷黻显露了他的外交家潜能，立应曰：虽然湖南过去出了一些伟人，但是现在的中国伟人却多出自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