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泽东还同一些国民党的领袖人物相识。他在广州曾与孙中山匆匆见过一面。孙中山这位曾是少年毛泽东眼中的英雄，现已是风烛残年，且说话显得啰唆。“他不允许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抱怨地说。

　　1924年的大部分时间毛泽东都住在上海。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在当时的中国，这是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帝国主义势力像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和小贩的沿街叫卖声一样无处不在。

　　一天，毛泽东邂逅一位刚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同学。毛泽东穿的是褪了色的旧式中国长衫和草鞋，这位同学则是西装革履。“你最好换一下衣服，”毛泽东轻蔑地说。这位同学迷惑不解。毛泽东继续说，“我带你去看看就明白了。”

　　他和这位朋友一起沿着码头走到黄浦公园。公园的大铁门上是一块写着公园管理规章的牌子，其中一条是禁止折花，另一条是说不许狗进入，第三条则说：“除苦力外，华人不许入内。”

　　毛泽东与这位勤工俭学归来的朋友之间的鸿沟一直没有填平。在内地长大的毛泽东，在这个通商口岸不能习惯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卑躬屈膝。

　　这年的冬季，毛泽东再次南下广州，这次是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一度苦恼的孙中山现在成了亲俄分子。在会议期间及在会后，毛泽东比以前都更热心地为国民党工作。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派别以外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在会上，毛泽东发言为孙中山的含糊的，且又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民主义”进行辩护。他是被选进国民党权力机构中的10名共产党人之一。同时还与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一起，选入由19人组成的国民党新党章审查委员会。

　　国民党成立于1912年，它的前身是同盟会。但是，在根据孙、越的联合宣言进行重组以后，它才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

　　在上海的国民党机构中，毛泽东被委以重要职务。一个月之内，他就成了国民党驻上海分部的组织部长。1924年早春，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回到上海。他分别处理两个党的组织文件。在被驱出湖南以后，他已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日子里，他感到志得意满。

　　毛泽东有了新的工作伙伴，其中有米哈尔·鲍罗廷和他率领的共产国际顾问团。

　　1923年到中国工作时，鲍罗廷还不到40岁，但是他认识列宁，而且声望较高。在统一战线中，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顾问。来访者需要出示一个系着金链、上面绘有国民党党旗的珐琅徽章，才能进入他在广州市区的别墅。

　　鲍罗廷身材魁梧，一头柔和的棕色长发，络腮胡子。他穿中山装，着高筒靴，在豪华的办公室里踱着步。他不会说汉语，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美国妻子是布斯特·基顿的亲戚）。

　　在广州，毛泽东有时与这位嗜烟如命、讲话喜欢打手势的俄国人交谈。他认真地听着那些精心构思的理论和苏联的建议。但是，他与鲍罗廷的世界观相去甚远，以至这位侃侃而谈的布尔什维克所讲的一切都不能打动他。

　　很少有俄国人能讲汉语，他们对中国也不是十分了解。的确，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火花，但这些凡胎肉眼的使者能完成传播革命的任务吗？

　　如果说毛泽东和李立三一样对共产国际的“传教士”并不感到敬畏的话，他也和张国焘一样不与他们作对。他对这位来自莫斯科的活泼的年轻顾问保持超然的态度。当时在广州的另一位亚洲马克思主义者受鲍罗廷的影响很深。这位穿着欧式亚麻布制服、单薄而患有结核病的青年经常出入于鲍罗廷的别墅。他被法属印度支那赶了出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他提供了避难所。这个人叫胡志明。

　　毛泽东还同一些国民党的领袖人物相识。他在广州曾与孙中山匆匆见过一面。孙中山这位曾是少年毛泽东眼中的英雄，现已是风烛残年，且说话显得啰唆。“他不允许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抱怨地说。

　　在上海，毛泽东见得较多的两位国民党高级官员是汪精卫和胡汉民。这两人都是能干且健谈的政治家。毛泽东同他们比起来显得有些土气，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毛泽东看来，汪精卫和胡汉民都自高自大，夸夸其谈，他们两人（加上当时在广州的军事将领蒋介石）都有可能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他们也谈论“国民革命”，但如果这些人成为新中国的政治家，真不知会新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