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徐恩曾喜近女色，但惧怕夫人，他当时在上海“藏娇金屋”，和钱壮飞一家住在同一幢楼上，平日里便托他帮助照看。据张振华(钱壮飞夫人)回忆说：当时徐恩曾对钱壮飞确实是“密托知己”。

　　徐恩曾春风得意，野心勃勃地想在创建国民党特务系统这桩反革命事业上大干一番。徐记“总务科”设在南京中山东路中央饭店隔壁一幢两层楼的小洋房里，对外挂的是“正元实业社”的招牌。

　　特务头子徐恩曾，老奸巨猾，心狠手辣，吃喝嫖赌，花天酒地，无所不为。

　　徐恩曾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又受过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在美国留过学，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经历，使他在生活中成了一个涂满多种颜色的变色龙。他的训话中，常常引用“四书”、“五经”中的语句，鼓吹“四维”、“八德”，仿佛自己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化身；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时而举行私人舞会，时而邀少数亲信到野外“Picnic”(野宴)，过着洋化的生活，一变又成为美国人眼中的高等华人。

　　事实上，徐恩曾的私生活极其糜烂，他的姘头无数，玩弄的女性更多。仅正式夫人就有三位。

　　元配梅于琴，浙江吴兴人。起初两人感情还可以，自从徐恩曾爬上了高位，在外花天酒地，两人关系有了变化。徐恩曾后来和她断绝了来往，梅氏一直在徐家陪伴婆母生活。

　　第二个夫人名叫王书青，辽宁人，燕京大学肄业。本来，徐恩曾看中的是王书青在南京的妹妹王书元，他和王书元姘居后，为表示对王书元的喜爱和对蒋介石的效忠，将他的办公地点特地定名为“正元实业社”。将“领袖”与姘妇并重，也只有徐恩曾才做得出来。一次，王书青来看望妹妹，被徐恩曾看中，盯住不放，将王书青弄到了手。这时，王书青已经结婚，丈夫在美国留学，徐恩曾凭借权势，强迫其丈夫写下字据，将王书青拱手让给了自己。

　　第三位夫人是费侠，此人曾留学苏联并替党做过一些工作，回国后叛变。徐恩曾见过费侠一面，即对她的风流姿色动了心，于是弃王书青，与费侠姘居。1938年春，两人正式结婚。由于人们对徐恩曾喜新厌旧、视女人为玩物的做法很反感，徐、费两人结婚时，前来祝贺的人寥寥无几。

　　而国民党内的官员，甚至是二陈“CC派”的某些上层人物，也痛骂徐恩曾不学无术，男盗女娼，败坏党国形象，是个鸡鸣狗盗之徒。

　　徐恩曾在南京一上任，便立即扩充人员，增加经费，扩大训练机构，充实内部，并派特务打入国民党警宪机关活动。当时，徐恩曾最为关心的大事是：在上海重用杨登瀛，在蒋介石势力所能达到的地区，如长江沿岸各地，准备建立秘密基层机关，进行侦察活动。同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秘密电台，以指挥全国的特务活动。徐恩曾委托钱壮飞以机要秘书名义，组织这个秘密机关，建立各地基层机构。

　　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徐恩曾感到那里太乱，不容易保密，便选定中山东路五号，建立起一个以他和机要秘书为中心的秘密机关，把这里搞成自己的大本营。实际上，这里虽然是指挥机关，人手却并不多，钱壮飞为总务科配备了少量的机要人员，有的负责管理电台，有的担任秘书、会计，有的则成了他和李克农进行联系的秘密交通员，他的女婿刘杞夫就充任了这样一个角色。

　　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喜好女色，整天在舞场和妓院里鬼混，他几乎把什么事都推给了自己的“心腹”钱壮飞，由他一手办理。调查科迁入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而首先看到这些文件的当然是钱壮飞。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所谓“绝密”文件，在中共中央的办公桌上，也同时有了一个副本。蒋介石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一、第二次“围剿”的时候，钱壮飞曾在这里获得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转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中央转发到苏区后，对红军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徐恩曾视招揽到的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为他的三员得力干将，岂不知，有了他们，中共中央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

　　后来，陈立夫、徐恩曾进一步提出不仅要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而且要收集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特别是反蒋派和反陈派的情报。基于此，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根据中共中央特委和特科二科的指示，“帮助”陈、徐他们在南京、天津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形式出现的情报机构。这些机构名义上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实际上自上而下完全掌握在李克农等三人手中。通过筹建这些特务机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进一步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这一套情报机构的指导机关是“长江通讯社”，它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中山东路五号隔壁)，由钱壮飞直接负责，同时在南京设立“民智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后来胡底被派往天津，在那里成立了“长城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的社长则由钱壮飞兼任。胡底在天津搜集到的各种情报，均由这个通讯社作掩护，用密码发到南京钱壮飞处，再由钱壮飞转给李克农，李克农经陈赓转给周恩来。从此以后，钱壮飞便主持了国民党全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李克农主持了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胡底则掌握了北方各省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