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被划掉了：“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各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总起来看这段话很像是仿效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在50年代，组成游民无产阶级的不切实际的五种成分—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娼妓被删去了。

　　这篇文章的要点是依据财产把中国社会分成各种阶级，把大地主与城市资产阶级划作其他人要反对的对象，这就混淆了历史发展的封建主义阶级和资本主义阶级，而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这两个阶级是完全不同的。农民成为“半无产阶级的”主要的革命力量。

　　尽管他向共产党呼吁了，但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毛是和国民党一道奋力前进的。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它对共产党政策保持不变，毛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这是他与蒋介石竞争的少数几个时机之一，蒋和其他几个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一起，得票最多，获得了248票，毛也不错，获得了173票。

　　毛在大会上讲话，拥护坚持和扩大民族解放统一战线，甚至为了这个目的，他还支持国民党右派重新统一。1月8日，他发表了一个《宣传报告》——非常自豪地宣布：“两年来反基督教的组织和宣传，遍于全国各地，使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之宗教的侵略。”

　　3月，毛被国民党任命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他在广州主持了5月至10月的第6期讲习所，他自己就中国农民问题演讲了33个小时，此外还讲了9个小时的农村教育方法问题。

　　在这些演讲中，他就像面对小学生一样，介绍和说明自己的想法。他谈到了牛王庙和三薯饭—分别指地主法庭和广州附近东江农民吃的甘薯、白薯、山芋加带壳大米的饭食。但毛也想从他们那儿了解情况，了解“农村的状况，农民状况和土地状况，生活方式和人的经历。他们如何发家，如何变穷，村里官地或公地有多少，谁管理谁经营，租金情况……”毛喜欢用这些资料在课堂上和他的学生们讨论，也利用这些情况作出自己的分析。

　　毛甚至还教了点地理。9月他带领所有学生组织了一次海丰两周游。著名共产党领导人彭湃阐述了农民政府制度。讲课在一所孔庙里进行，有一次当毛看见一个学生戏弄孔子的牌位时，毛停了他好几天的课，毛不想支持这种无礼的嘲弄。

　　有些共产党人相信毛为国民党干得太多了，但他告诉他的密友说，准备用他的讲习所为即将到来的游击战争培训忠于共产主义的干部，共产党这时在国民党组织上层很有影响。但他们企图靠沾国民党的光获得权力的梦想在1926年3月20日破灭了。这一天蒋介石大肆宣扬要驱逐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共产党员，要逮捕许多重要的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虽然失去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传部长的职务，但继续领导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可能是因为蒋不想触怒亲共的左派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缘故，蒋在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中需要他们的支持。毛的对手张国焘后来指责毛拒不出席讨论如何对蒋的政变进行反应的共产党会议，而是采取不卷入漩涡的态度，“袖手旁观”。实际上，当时共产党很难采取什么行动，尽管有一份俄国人的报告说毛敦促苏联迅速采取反蒋行动。

　　在国共两党突然分裂的日子里，毛在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上提出一项决议，要求在北伐将经过的省份开展农民运动。他把农民运动和蒋的军事计划联系在一起，以从国民党那获得对农民工作的最大支持，农村工作最终使共产党获得了基层群众的支持。毛这是与斯大林唱反调，因为斯大林反对北伐。

　　共产党的“桂冠诗人”郭沫若在这一时期曾见过毛，留下了一段对毛的肖像描写：

　　“毛泽东留一头短发，中分，倒向两边，一瞥之下给人一种谦恭有节而又深奥莫测的印象。皮肤白皙，说话时声音低沉柔和，富有感染力。但那时候我还没有发现他体态不俗，有帝王之相。在中国人中，特别在革命党党员中，说话声音这么柔和的人还真是少见。毛讲话时声音确实很低柔，再加上我一直听力不太好，所以他的话听懂的还不到三分之一。”

　　毛目标很单一，就是在他的共产党同事不能提供任何更好的帮助的情况下，利用国民党的便利条件，组织农民运动。这年夏天，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共产党农民部部长，并前往上海讨论农民部的政策。但他发现在上海没有农民，而且也许是难以与陈独秀共事，因而毛返回广州的农民讲习所。9月，他为国民党出版的一套关于农民运动的丛刊写了篇序言，明确地阐述了他的立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在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为什么农村革命不同于城市革命：

　　“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当不及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