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来到横滨的中国人，很多都是伴著欧美商人一起来的。这时为什么呢？这与中国开港，要比日本早近20年有关。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各国列强纷纷进入中国。1842年，英国和清王朝签订了《南京条约》，逼清王朝让香港成为英国租界，开放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其后续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3年7月22日）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1843年10月8日）。条约签订后，大批英国商人来到中国，雇用大批中国人买办，也使许多精通英语的买办应运而生。

　　此后中国人人口不断增长，到1878年达到1851人，并集中居住在现在的中华街一带（当时称“南京街”）。

　　到了1890年以后，横滨华侨的人口超过3000人，1893年的《横滨贸易捷径》，当时在横滨的中国人贸易商号共32家，虽比有47家商号的英国少，但是比有25家商号的美国多了许多。除贸易商家之外，还有洋服裁缝5家、金融业4家、印刷装订业4家、藤椅制造业4家、涂装业3家、料理店3家、理发、医院、药铺和其它各一家。

　　在19世纪90年代初叶，横滨华侨的经济实力也实现了显著的飞跃，他们改修中华会馆、扩建关帝庙、修复中华义庄等，显示了华侨经济繁荣的景象。

　　孙中山和日本的缘分，应从1894谈起。1894年冬天，孙中山组织了檀香山兴中会，搭船回香港，在船上宣传革命，一位叫陈清的华侨在船上叫卖东西，听了孙中山的话之后颇有共鸣。因为此船在横滨靠港，陈清便上岸邀了好朋友谭发，到船上来见孙中山。谭发是一个裁缝，在横滨开了“均昌洋服店”，见了孙中山后，为他的革命理论折伏，并表示愿意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895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10月26日），兴中会领导人杨衢云、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等人准备发动广州起义，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杨衢云、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夺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大搜捕，陆皓东在这次的起义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

　　孙中山和同志郑士良、陈少白一起，逃亡国外，乘日本邮轮“广岛丸”来日本，11月12日到达神户。“广岛丸”在神户停泊一天，第二天出发，11月17日到达横滨。他们准备去投奔横滨中华街（但是被称为南京街）的潭发。

　　孙中山在横滨中华街找到了谭发，谭发马上安排了三人的住处，介绍三人住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京印刷店的二楼，而横滨中华街有很多华侨表示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共鸣，于是孙中山趁热打铁，在11月20日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日本分会，分会的会所设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地，会长是文经印刷店的老板冯镜如。冯镜如的弟弟冯紫珊与冯镜如的十四岁的儿子冯懋龙，都做了会员，另外谭发、温遇贵、温炳臣、黎炳垣、粱达卿、赵明乐、赵峄琴等30多人参加了“兴中会”日本分会。并决定由赵明乐掌管财务，赵释琴担当书记，干事有冯紫珊、温遇贵、温炳臣等8人。

　　从此横滨中华街成了孙文等人的革命基地，他得到了华侨们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

　　孙中山从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到1923年，曾15次到日本，累计有9年的时间是在日本度过的，其中7年间以横滨中华街为基地，与陈少白、郑士良以及众多革命党人聚会、策划，领导历次革命起义，并受到许多日本友人的支持，如梅屋庄吉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提供的资金援助超过10亿日元，山田良政参加惠州起义英勇就义，成为第一个为辛亥革命献身的日本人，犬养毅等政治家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予了孙中山巨大的支持，广大侨界和留日学人也纷纷响应他的号召，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运动。

　　1905年，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问世，并以此为基础推翻了封建统治，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支持过辛亥革命的日本人和华侨，超过千人，而日本朋友支持孙中山，一般都离不开中华街华侨的搭桥引线，护卫陪同。

　　可以说，横滨中华街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在她繁荣似锦的商业与旅游胜地的深处，更有她作为革命策源地和摇篮的光荣和辉煌。

　　（摘编自日本《中文导报》文/张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