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蒋介石连孙儿蒋孝武到美国短期进修都会万分不舍，甚至忧念成疾，足证蒋介石和孙辈感情极深，而孙辈对这位慈祥的祖父，亦是孺慕敬爱。就因为蒋介石离情甚笃，才会写出“连你所住的房间，亦不愿去看，以免感慨”的肺腑之言。设若蒋介石得知有孝严、孝慈这两位蒋家最能读书的孙辈，以他爱孙之殷，岂会允许有蒋家贵冑血统的孙辈流落在外，受贫穷之苦及“人言可畏”的委曲？

　　因此，这位人士认为，蒋介石完全不知道蒋经国和章亚若婚外恋，更不晓得蒋经国在外育有两子的秘密。与章亚若之间的悲剧恋情，蒋经国始终掩饰得天衣无缝。他之所以如此低调，之所以不让恋情曝光，除了担心曝光之后引起与蒋方良夫妻勃谿，更应与其担心影响其政治宦途有关。毕竟蒋介石、宋美龄结缡之后，笃信基督教，万万不容许蒋经国搞婚外情。

　　我们没有足够证据能解开“章亚若死亡之谜”，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蒋经国是否曾经禀告蒋介石有关与章亚若之恋情。然而，我们却能从蒋经国给父亲家书的字里行间，寻索若干蛛丝马迹，找到更出人意表的秘密。

　　亚若事件中一系列“掩耳盗铃”行动的关键证据，这个关键证据一定程度说明了蒋经国的双面性格，更能说明他是以什么态度处理自己的婚外情的。他说：“赣南各县县长，发起组织参观团，赴粤桂湘考察行政，儿亦拟参加，约二月间出发。”

　　这段文字究竟隐藏着什么玄妙呢？细想，抗战时期，国家财政无比艰困，珍珠港事变之前，中国长期孤立无援，国民党军队士兵上战场，每人仅发子弹四发，如此惨状，印证民穷财困之实况。战争时期之民穷财困，哪还有经费让小小的县长到处逍遥游？蒋经国毕竟是委员长之子，自有其差旅费上的便利之处，但是，其他的县长，究竟是何德何能，哪来的钱能与蒋经国“组织参观团”，大老远从江西跑到广东、湖南、广西去“考察行政”？

　　更令人不可思议者，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四日，恰为农历除夕合家团聚之日，二月十五日，即为农历新年大年初一。以当年大陆交通建设落伍而且政府差旅费用极度困窘情况下，蒋经国和那些“赣南各县县长”，他们的出差旅费如何筹措？他们要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蒋经国向父亲禀告，这趟行政考察之旅“约二月间出发”，然而，就算二月一号从江西出发，即使路上不作勾留，光是粤桂湘三省跑一圈，即使不依赖飞机，而仅只靠舟车陆上交通工具，恐怕至少也要到三月初才回得了江西。

　　既然二月间出发“赴粤桂湘考察行政”，不是摆明不在赣南与妻子蒋方良过春节吗？民国定都南京之后，固然改革历制，但是，民间依旧是过旧历新年，不时兴过新历年，战争年代亦复如是；纵使蒋介石夫妇过阳历新年（阳历元月一日），但从未废除农历新年，仍旧非常重视农历新年的节庆仪式。蒋经国偏偏是在农历新年离家远行，确实启人疑窦。

　　存在着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蒋经国在一九四二年农历新年前夕，从赣南千里迢迢风尘仆仆跑到广西桂林，目的就是依约和章亚若团聚，因为蒋经国写这封信给父亲时，章亚若确实已经怀胎六甲，蒋经国事前承诺章亚若，一块在桂林共度一九四二年农历新年。

　　完全有此可能，而且合情合理。按照怀胎时月计算，章亚若应该一九四二年五月才生产，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蒋经国和章亚若事先的安排，是二月间一块在广西桂林过年，到五月预产期，蒋经国再以其他的理由，借故从赣南到广西，陪伴章亚若生产。

　　无巧不成书。怀胎仅七个月的章亚若，却在蒋经国于新年前夕到达广西时，阵痛临盆，生下了双胞胎孝严、孝慈。一九四二年二月，蒋经国原本是要和章亚若在广西欢度农历春节的，风尘仆仆到了广西却刚好赶上章亚若临盆生产。与蒋经国亲近者皆知，章亚若是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旬，于广西桂林生下章孝严（今已归宗改姓名为蒋孝严）、章孝慈两位双胞胎兄弟的。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蒋孝严公布的出生年月日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可是，若考证蒋孝严自己撰写的回忆录《蒋家门外的孩子》，蒋孝严说他外婆亲口告诉孝严兄弟，母亲章亚若“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下午猝逝，不及留下遗言”，外婆“终于断断续续，指着照片说：‘大毛、小毛（孝严、孝慈之乳名），这是你们的亲娘、我的宝贝三女儿亚若……她好命苦，你们半岁大的时候，她就死了，死得不明不白。’”

　　依蒋孝严外婆的说法推论，章亚若去世时为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下午，死时蒋孝严兄弟仅六个月大，故而往上推算，两位孪生兄弟的生日绝非孝严公开出生资料上的“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正确的日期应为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