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观主义的审查方式下，“逼供信”盛行一时。有人经受不住就做了假但白，说自己是什么“特务”、“红旗党”，怎么加入的，怎么混到延安来的，还有哪些同伙。审查者据此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结果导致了“扩大化”。康生把审干变成了一场祸及整个延安的“抢救运动”，一些青年被打成派来搞暗杀、搞破坏的“特务”，河南、四川等白区地下党被诬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晋西北的新军干部也被说成是阎锡山的人，伤害了不少同志。康生搞的这一套根本违背了整风宗旨。整风反对的是主观主义，康生搞的正是主观主义的“想当然”；整风反对的是宗派主义，康生搞的正是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审干中发生的这一问题，当然只是延安整风中一个支流，不能因此而否定整风的巨大成就，但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对于审干偏差，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及时出来制止、纠正。毛主席为审干制定了九条方针，并根据党的历史上曾发生乱捕滥杀的血的教训严格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避免了历史悲剧的重演。对“抢救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党中央在审干后期做了甄别平反。审干的“九条方针”、“一个政策”和“甄别平反”的做法也是延安整风创造的经验之一。

　　在审干中我们军队干部有个好处，就是从小参加军队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过，没有被捕被俘、跟国民党接触这类事，因此也没有挨整。但我认为自己历史清白，没有什么好审查的，对思想上的深入检查不够，这是我的一个不足。

　　延安整风是一次对党的历史和路线进行重新学习、全面总结的运动。

　　整风是以路线学习为开始的，又是以路线学习作结束的。整风的最后阶段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这是延安整风发展的高级阶段，对于全党正确吸取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党中央把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文件编成《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书。我们从中全面学习党的历史，结合个人所经历的斗争实践，认真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为什么会在1927年发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为什么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苏区损失十分之九、白区损失几乎十分之十？为什么张国煮会向党闹独立性？

　　在学习总结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各地区、各部队的同志分别举行座谈会，总结检讨本地区、本部队的历史。这种座谈会又被形象地称为“山头”会议。

　　我们在延安的120师干部由贺龙主持，在陕甘宁联防军司令部多次召开座谈会，讨论从红2方面军到120师的历史，对其中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搞清楚：湘鄂西苏区为什么会全部丧失？红3军为什么会发生“肃反”扩大化？段德昌、王炳南、宋盘铭等大批好干部为什么会被杀掉？这些一直在我们心中困扰难解的问题豁然明朗了。许多同志联系亲身经历，声泪俱下地控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

　　对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总结，最后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2年底1943年初，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急剧缩小、党政军干部多了出来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

　　这样在1943年春，有数千名干部从各个根据地长途跋涉，穿越封锁线，汇集到陕甘宁边区的门户绥德城。为了尽快安排处理好这些干部的学习，中央组织部从党校抽调第2支部的书记赵振生、第4支部的我以及校部女秘书柳文、总务处长张明远，作为“中央处理委员会”的派出人员前往绥德。

　　5月，正是槐树飞花的时候，我们四人骑马来到延安东北200余公里的绥德城。

　　绥德城及其附近村庄住满了来自各地的干部，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政指挥员，有地方党和抗日政权的书记、县长，有日寇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他们经受了抗日战争最严酷岁月的磨练和考验，是党的宝贵财富。我们转达了党中央对这些同志的热情欢迎，找他们逐个谈话，了解其参加革命、加入党的简要经历，向他们介绍延安的基本情况。我们在绥德师范学校设立了考场，举行摸底考试，文化考算术和一篇作文，政治考时事政策和党的基本知识。然后根据这些同志的职务、经历、文化程度和学习愿望进行分配。原任职务高一点、文化程度高一点、有五年以上党龄的干部进入中央党校；职务低一点、文化低一点、党龄短一点的留在绥德进入重新组建的抗大总校。

　　在招考党校学员时，一些同志问我：“中央党校学什么呀，好不好啊？”我自豪地告诉他们：“中央党校是毛主席的校长，你们说好不好啊？”他们听了高兴地说：“好，好！”我乘势鼓动说：“那你们就报考党校吧！”我们在绥德工作了一个来月，把上千名干部大体分配完毕，而后返回延安准备继续学习。走到离延安还有一天多路程的甘谷驿，我接到党校一位同志从延安打来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去，不再当学员了，到党校第2部当组织教育科科长。

　　我们在绥德为党校招考了数百名学员，中央党校扩大了，分成两个部。

　　原来的学员作为第1部，这批新学员组成第2部。

　　2部设在原中国女子大学旧址。张鼎丞任部主任，孙志远、安子文先后担任副主任。部下面有三个科，主管党务和学习的叫组织教育科，我任科长；负责行政事务的叫秘书科，科长傅雨田；管理生活的叫供给科，学员分为十几个支部。每个支部设书记、学习干事、生活干事，有学员三五十人。

　　2部于1943年7月正式开学，而后立即投入整风学习。我当组织教育科长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学习，制走学习计划，了解学习情况，收集大家难于理解、争论

　　不下的问题反映给部校领导，他们再反映给党中央领导同志，有时也请中央领导同志来向学员直接解答。我已经参加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对学习方法、步骤总算有一点经验，这对我协助部领导组织、安排整风学习很有帮助。

　　2部开学不久正赶上延安“抢救运动”搞得正凶。1部白天晚上、大会小会号召“有问题”的人出来但白，我们2部也去旁听了几次会。鉴于1部的教训，彭真

　　副校长等校领导明确我们2部主要是学习文件，没有受到大大的冲击。

　　1943年秋末冬初，又有一批干部从前线调回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党校成立了第3、第4部。4部同志都是参加革命多年、职务比较高、文化程度比较低

　　的工农干部和红军干部。4部主任张启龙，副主任伍云甫，后为程世才。我从2部调到4部当组织教育科科长，工作还是一样，主管党务和学习。4部没有自己的教员，我们就去请1部和校外的同志来上课，主要还是听党校统一组织的大报告，学习内容仍然是整风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