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团长治军严明，恩威并济，对部属及士兵情同手足。部队成为孤军后，他益自淬励，处处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受到全体官兵的爱戴和尊敬，然而也为敌人深恶痛绝。1941年4月24日黎明，正当我们开始早操的时候，谢团长巡视营房，最后进入伙房检查，发现有3个士兵藏在伙房没有出操，于是趋前询问原因。万万没料到，郝鼎诚等3个坏蛋，已被敌人收买，不待谢团长近前，3人同时跃起，用俗称小攮子的小刀向谢团长胸、腹部刺去，谢团长的肠子顿时流出来，血流满地，旋不幸殉难，时年仅36岁。

　　谢团长殉难的噩耗传出去后，上海市民前来吊唁者纷至沓来，营房内外，被挤得水泄不通。经各界共同协商，开展有组织有秩序的悼念活动，以区域、单位为序，一队接一队，进行了3天3夜的向遗体告别。这种悲壮场面，诚系向国内外庄严昭告：一个为国家、民族作出了贡献的人，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

　　谢团长牺牲后，我们全体官兵公意，推举第一营副兼机炮连连长雷雄为代理团长。

　　三、“盖世英雄”成了“囚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日军占领了上海和英法公共租界后，立即派了一连人看守我们；还很快派来一名高级军官，集合我们训话，引诱我们投降，说要将我们编入“和平”军上海警卫团。由于我们没有答复，又派出汉奸翻译专事劝降职责。此后一段时间他们每隔一两天，就派一名将级军官来向我们训话，但我们始终不为所动。于是，日军变换方式，企图对我们实行各个击破，他们印制了所谓调查表，发给每个人一份填写，表的内容有7项，什么为什么要当兵，对移驻重庆国民政府看法，对南京汪伪政权的看法、认识，对中日战争看法，现在情况怎样，将来有何打算等等。我们经过集体讨论，作出了同样的回答，但仍是一人填写一张，分散交上去。当汉奸翻译收集表格时，看到都是同样内容，只有唉声叹气，怒悻悻而去。

　　敌人诱降不成，便将我们押解到上海附近的宝山县月浦机场，住在一个空出来的军营里，警戒森严，还在四周拉上电网，我们在这里成了名符其实的囚犯。

　　四、“孤军”岂减当年志

　　日本侵略军对我们施行强迫劳动，挖沪杭铁路宝山——上海段两旁的护路沟，规定挖3米宽3米深，一个连一日挖3条铁轨长（当时我们是3个连，每个连110人）的任务。为了表现中华民族顶天立地、无所畏惧的精神，显示我们“孤军”的力量，我们自始至终鼓劲挖沟，从不示弱乞怜。每天总是提前两个小时完成任务。几天以后，敌人要增加我们的任务，要求一个连一天挖四条铁轨长，遭到我们的严正拒绝。

　　挖沟挖到上海市郊时，有些认识我们的人发现了我们。他们不胜惊喜，其中有几个和我们相识的女大学生，她们乔装打扮，接连三四天往来工地活动。我们在大路上丢下小纸团，请他们与附近游击队联系，帮助我们逃脱，但不幸被监视的敌兵发现了。第二天晚上，敌人用火车把我们集体押解到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

　　在南京，我们蹲了8个月的牢。开始，敌人严格禁闭，不让我们到监外劳动。两个月后，才渐渐弛禁，但每天只抽少数人去监外从事劳作。经过几个月的“考验”，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于是，日军将我们拆散，分三批调出服劳役。

　　五、从敌人眼皮下逃到游击区

　　1942年冬，我们这一批共87人（军官有雷雄代团长，陈日升、杨德欤和我），被分配往安徽芜湖裕溪口装卸煤炭，由车上卸下再装上船。为便于管理，敌人又将我们87人分成3个组，利用官管兵的办法，指定我和陈日升、杨德欤各为组长，并配发袖章以示区别。我们从称煤的司称口中打听到，裕溪口对面山上就是游击区，于是就暗中组织以3人为单位的行动小组。行动小组的任务是商定各自瞅准一个目标，或打死，或抢夺其枪枝。并约定在大逃脱行动之前，我们3个组长要适时把袖章脱掉，以为信号，一听哨音叫，统一行动。

　　一天，司称员向我们示意，对面山上有新四军活动。我们于是决定趁机于当天行动。我们三个组长分别脱下袖章，示意各行动小组先有准备。下午收工时，在走向集中营方向叉路转弯处，突然一声哨音，走在前面的几个行动组当即行动，从后面夺取了走在前面敌人的一挺机枪和一支步枪，其余的行动组要夺取走在道路两旁敌兵的武器，因有段距离，旋被敌兵发现，大家知事不谐，便都向路坡滚下去，往山里方向逃奔。敌人随即调动大批人马追捕，他们在铁路上用巡道车，公路上用汽车追赶扫射，并派步兵跟踪追击。我们逃到游击区时，87人只剩下29人了，其余的多数在脱逃途中遇难，也有少数逃散的，不知下落。

　　我们逃到游击区后，受到了新四军的欢迎，他们向我们宣传抗日形势，安排最好的住房给伤员养伤，用最好的食品慰劳我们。后来，我们辗转到了宣城，再经河南去重庆。

　　六、历史竟是这样无情

　　我们一行人，在雷代团长带领下来到重庆，向国民政府呈述“八百壮士”后来的悲惨遭遇，希望政府能支持我们重上前线，重振当年抗日雄风。谁知呈词递上去，成了“泥牛入海无消息”，当局对此竟不予理睬，甚至连个像样的接待也没有，只做了简单的登记，敷衍了事。雷代团长没法，只好解散让各自归家。我于1944年春节前离重庆，在四川万县过春节，路上走了四个月，把随带的衣物卖光吃光，才回到攸县老家，不到一个月，家乡也沦陷了，又过了一年多的颠沛流离生活，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结婚成家，过着安贫守命、默默无闻的生活。

　　早些年有消息说，“孤军营”中有36名官兵由二排长薛荣鑫（四川人）带领，被押解到海天万里的西太平洋的一个神秘岛屿上，过着非人的苦役生活，他们的遭遇比我们更惨。但“孤军营”还有众多兄弟音讯渺无，历史竟是这样无情，留给我们一个不解的谜。想起当年“八百壮土”威震敌胆的英雄气概，对照后来被冷落的悲惨遭遇，谁都会情不自禁地要掉下眼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