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盘子回国革命

　　孙中山经历的困难远不止于此。更有甚者，干脆让他吃闭门羹。有一天年轻的梅斌林陪同孙中山来到一家也是华侨开的洗衣馆，还没进门，里面的华侨看到孙，先一步手拿烫衣服的熨斗跨出来，毫不客气地表示不想听孙宣传，要孙走开。见这阵势，孙也就朝对方回以礼貌的一笑，然后走向隔壁一家商店。

　　因为住在芝城的“上海酒楼”，孙中山自然与这里的华侨接触最多。后者受孙思想的影响也最大，孙从大局计，并非仅盯着筹款一事。比如当他意识到在这里有条件发展同志加入同盟会时，即正式成立了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上海酒楼”老板梅耀富、梅旭耀、经理梅光培等人成为第一批会员。同盟会芝加哥分会成立以后，主要活动即放在筹款支援革命事业上。由于有所发动，还是出现了成效，陆续募到不少款项。这些捐款由芝加哥同盟会分会寄往同盟会香港机关部。

　　除了芝加哥，美国旧金山同样也留有孙中山奔波革命的足迹。时间差不多也是在辛亥武昌起义前的1910年初。其时旧金山已成立有同盟会旧金山支部，创始人为李是男、黄伯耀、温雄飞。此时温因前往檀香山另有任务，故孙到旧金山后便由李、黄迎接。孙因觉得住旅馆不安全，李、黄商量后，取得黄好支持，最后孙中山即住进了他家。黄好正是温雄飞的母亲。当年才十岁的温雄飞的胞妹温徵德在耄耋之年犹清楚地记得当年她第一次见孙先生的情景。

　　孙中山住进温家的日子里，小温徵德和她的几个姐姐还负有轮流为孙先生望风和送信的任务。其时旧金山清政府的领事还有相当势力，华侨也多，各色各样的堂口也复杂，相互之间时有格杀和械斗。清领事也收买了一些堂口大佬和师爷，伺机暗杀和绑架革命人士。温徵德从李是男、黄伯耀口中得知，当时清政府驻华盛顿公使馆就直接雇有侦探，跟踪孙先生。所以孙先生每到一处讲演结束，即由同盟会负责掩护，迅速离开。李当时属垅西堂，黄属江夏堂，这两个堂口都派有枪手担任警卫。当时全美致公堂都拥护孙先生，旧金山洪门致公堂是华侨中最大的堂口，办有《大同日报》鼓吹革命。但是整个旧金山致公堂里没有一个同盟会员，同盟会旧金山支部和旧金山洪门致公堂之间没有统一组织，这让孙中山深为郁闷。所以当他秘密来到旧金山后，即召开大会，发展会员，而且亲自带领同盟会员一起加入致公堂。这样的举措当然会给他的人身安全带来风险，但他已顾不得许多了。

　　当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其时正在美国一家餐馆打工。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46岁，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在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台”（粤语，即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台（跑堂小二）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孙中山先生当年在餐馆打工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怕引起国内守旧分子的误会，所以讳言之。在历史学家唐德刚看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地，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而这样的艰难曲折，通过孙中山于辛亥革命爆发前，在美国诸多城市留下的跌宕起伏、充满凶险的行迹，已足可让我们领略到洋溢在他身上的为革命殚精竭虑，倾尽献身的精神。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孙文，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894年组织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纲。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将灵柩永久安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遗著编有《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