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处“在北平为稀有者”

　　7月5日，邓颖超致电中央汇报宋庆龄已同意在7月10日后动身，“但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即返沪”。电报发出后，邓颖超在与宋庆龄谈话中又得知“她须在八月六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考虑到新政协极有可能在8月中旬召开，于是经与宋庆龄商量，邓颖超决定将行期推迟到8月6日以后，并立即于7月6日再发电报汇报中央。

　　7月9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给邓颖超发出了第二封电报，告诉邓“新政协八月半后方能开”，要求邓与宋商量，请宋先来平，“八月初南返”，8月中再由回沪一行的史良陪伴“北来”，参加会议，若宋不同意则照原定计划将行期推至8月6日以后。“颖超在沪如能养病，可留候夫人同来。”

　　新政协的具体召开日期是宋庆龄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她“无法在北平呆上几个月”，“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

　　8月3日，邓颖超在还未收到周恩来当日致电告知“新政协会期在九月上旬”的情况下，向宋庆龄坦陈：“新政治协商会议可能推迟到二十日以后。”宋告以8月底有事，“必须赶回上海”。邓颖超随即直接致电周恩来告之，并分析说：“我观其意，是她不愿在北平多留。她曾说过，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为孙中山先生死于北平。”

　　8月6日，周恩来回电邓颖超，再次告之“新政协须九月上旬始能开会”，并建议“孙夫人以迟至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前来平为好”。他同样认为“孙（夫人）说8月底有事，恐系推辞”，要求邓颖超和已回沪的史良一起“分别推动”；并要邓去见苏联领事孙平和与宋关系较近的塔斯社驻中国记者罗果夫，让他们“从旁推动”，邀请宋庆龄“在平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届时将有苏联对外文协访华团代表参加”。

　　在确认宋庆龄承诺来平后，宋庆龄在平居住的问题必须解决。8月3日，周恩来致电邓颖超告之：“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罗淑（叔）章负责指导。”

　　周恩来所说的房子位于东单方巾巷44号，后因北京建新火车站而于1959年拆除。据曾经去过那里的廖梦醒女儿李湄描述：“那是一栋外国人建造的两层花园洋房，小巧玲珑，在北京很少见这样的洋房。”

　　周恩来考虑得非常周到，他知道宋庆龄长期生活在西式建筑中，遂为宋选择了这栋稀有的洋房。不仅如此，他还在百事缠身的情况下，亲自去现场勘察。宋庆龄对周恩来为他选定的方巾巷寓所甚为满意。

　　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

　　就宋庆龄以何种名义出席新政协的问题，8月7日，邓颖超在致中央并周恩来电中作了汇报。她说，宋庆龄对被选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一事，最初有以下意见：“一、仍以旁听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为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经她多方解释说明，宋庆龄不再坚持己见，并说：“请你们替我考虑，你们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办。”

　　8月13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电邓：“未虞电悉。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孙（夫人）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

　　为了能让宋庆龄愉快地北上，对于她所提出的一切条件，周恩来均竭力给予满足，除了上述逐点外，另外包括“谭宁邦需先到北平代宋庆龄与有关方面商定业务范围”、“在赴北平途中拟过济南时往国际和平医院参观”等等，周恩来均一一答应，并责成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员具体办理。

　　1949年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徐徐驶入北平火车站，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陈其瑗、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50余人的热烈欢迎。当晚，毛泽东还特别为宋庆龄举行了欢迎宴会。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下，在中共中央细致周密的安排下，宋庆龄最终放弃了原来只在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结束就回沪的计划。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宋庆龄作为无党派人士，以特别邀请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她当选为共和国副主席。10月1日，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0月17日，宋庆龄在罗叔章和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等人陪同下，返抵上海。以后，宋庆龄每年均定期赴京“上班”。

　　（作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馆员）

　　○摘自《世纪》2009年第3期 朱玖琳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