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天，当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已经接近成功之际，蒋介石即开始小心翼翼地投石问路了。他这时特别选派了主张联俄的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以他的私人名义，假前往欧洲之机，路经莫斯科，试探着了解苏联方面在与南京政府合作抗日问题上的可能性。根据蒋廷黻的报告，莫斯科方面明显地对此有所兴趣。

　　1935年7月4日，即日本人刚刚逼迫南京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之后不几天，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受蒋之托，不等约见，就悄悄潜往苏联大使馆，拜会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他告诉鲍说，日本军队已经进占了察哈尔，下面就是绥远，接下来恐怕就要进攻外蒙古了。苏联政府应该早做准备。他甚至相当明确地要求苏联政府考虑：“是否打算与中国签定互助条约？”

　　到10月18日，即得知日本正在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的消息之后，蒋介石更进一步派孔祥熙前往苏联大使馆，约苏联大使秘密到孔祥熙家与他会面。在当天晚上的会见中，蒋介石亲自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愿意考虑与中国签定一个秘密的军事互助协定？孔祥熙则特别告诉苏联大使说，日本人正在要求南京与他缔结反苏军事同盟，以便于对苏开战，而中国人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不管中国政府向日本做出什么样的承诺，一旦日本与第三国开战，他们都将迫使政府抗日。

　　蒋介石能够主动提出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的提议，显示他这时对来自共产党的威胁已经不那么担心了。但是，要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蒋介石最关心的依旧是，苏联人会不会伺机援助中共？在经过一年时间的围追堵截之后，蒋介石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剩下的红军已不足为惧，但在短期内要彻底消灭红军也很少可能。其实，蒋历来解决异己势力，用的都是历朝历代惯用的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能剿则剿，不能剿则抚。因此，在他相信红军已经不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通过羁糜的方式来解决中共问题也就开始提上了南京国民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1935年11月，在多次小范围的讨论之后，蒋介石基本上确定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针。其基本方式包含以下四点：

　　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

　　二、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三、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

　　四、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潘汉年与邓文仪1936年1月13日谈判情况纪要》，1936年1月13日。

　　根据这一方针，国民党开始通过秘密途径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前后秘密寻找近十天，包括放出在狱个别共产党人，却未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是，12月19日，鲍格莫洛夫拜会蒋介石，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苏联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就军事互助协定一事进行具体的讨论。蒋介石听说后自然颇为兴奋，立即不失时机地提出，请苏联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的统一。他坦率地表示：过去中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误会，特别是在对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他其实并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只是因为共产党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对此他很遗憾。他完全明白，只有实现中国的统一，才能保证顺利地抵抗外国侵略。没有统一，中国将永远不会强大。因此，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中国的统一，他会非常高兴。而鲍格洛莫夫的答复更让蒋介石确信他的看法是对的。因为鲍格莫洛夫反复讲：他同意蒋介石的意见，没有政治上的统一，中国就不能抵抗外国侵略，因此，苏联将欢迎中国得到统一。

　　就在蒋介石开始寻找途径谋求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过程中，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相继在中共代表团机关报《救国报》和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等报刊上正式颁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载《救国报》1935年10月1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第十五卷，第六十期，第14881491页。开始在海内外造成重要影响。故这时回国述职的驻苏武官邓文仪很快就发现了这些文件，并报告了蒋介石。蒋当即要邓文仪把这些文件找来译成中文。读过之后，蒋介石更加相信，中共突然提出统一战线，肯定也是苏联人的主意，而苏联人这样做，多半与他想要与南京结盟有关。据此，蒋介石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走一走莫斯科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