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促合作抗日

　　转眼到了1936年，蒋介石在削除了各地拥兵自重的大小军阀，并将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赶到贫瘠闭塞的陕北荒原之后，他踌躇满志地认为，彻底铲除异己分子的时机已到。12月初，他亲自飞往西安，督促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加紧“剿共”，妄图将在陕北落脚未稳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及其红军部队一举歼灭，不料反被不满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张、杨两位将军发动“兵谏”，给软禁在西安城里。

　　“西安事变”爆发后，应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邀请和中共中央的委派，周恩来尽弃前嫌，再次出山，充当蒋介石内部纠纷的调停人，以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基于对国内复杂形势的清醒认识，周恩来高瞻远瞩，提出了“保蒋安全”的方针。12月17日，他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这个意见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所首肯。与此同时，周恩来又耐心劝告张、杨，认为不宜杀蒋，并从12月23日起，他和张学良、杨虎城一道，与蒋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开始了正式谈判，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主张。

　　12月24日晚，周恩来由宋子文、宋美龄陪同，会见了蒋介石。望着躺在床上、显得有些紧张的蒋介石，周恩来先对他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点点头，叹了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道：“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待蒋介石的情绪缓和下来以后，周恩来才心平气和又锋芒逼人地质问道：“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你为什么不停？”

　　“我等你们到西北来。”

　　“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

　　蒋介石无言以对，难堪万分。周恩来随后向他阐述了中共的有关政策，严厉地指出如他一意坚持内战，只能加速灭亡。蒋介石最终作出口头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此后不久，蒋介石被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自1937年2月起，国共两党开始不断接触，商谈再度携手、共同抗日的问题，初步达成了红军改编为三个师等有关问题。代表中共出面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的重任自然由周恩来担当。3月下旬，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飞抵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两人相见后，周恩来首先表明中共的立场：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的诬蔑。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运动，但蒋与南京方面应该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彻底实现和平统一。然后，他重申了中共的几点合理的具体要求：一是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是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是三个师以上须设总部；四是国民党方面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是红军学校须办完本期；六是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表示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之后，便转入正题说：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红军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红军）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

　　当蒋介石要求商量一个中共与他个人之间永久合作的办法时，周恩来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立刻说：那就赶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周恩来问：有什么具体办法？蒋介石回答说：没有，要中共先商量。这样，周恩来带着同蒋介石联系所用的密码，途经西安，于4月初返回延安。

　　6月至8月间，周恩来与蒋介石先后两度会谈于庐山，一度会谈在南京。谈判是极其艰苦的，曾因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而一度陷入僵局，但终因周恩来卓有成效的斡旋努力，更兼日军侵华步步紧逼、全民抗日形势所迫，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8日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也于9月22日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时，蒋还公开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由此实现，开启了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

　　7月1日，蒋介石在庐山轱岭路的别墅中遥想西安的落难，依然心有余悸。想到像周恩来这样杰出的人才非但不能为己所用，却成了自己的死对头，不免陡生伤感。他对身边的“文胆”陈布雷叹道：“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他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