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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胡适斥张学良:“自坏长城 民族罪人”--国家年鉴(2)
于是,汪张冲突的最后结果竟然是汪去张留。汪精卫出国,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绥靖公署改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分会委员长由蒋介石挂名,张学良代理,张仍主持华北军政。汤玉麟主持热河,依然故我。
1933年3月4日,仅仅128名日军,就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汤玉麟吓得不战而逃。
新年一开始,日军即攻陷山海关,并积极部署攻热河。当时华北学界人士和非东北系将领,均认为张学良不堪以担当大任。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等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否则不堪设想。但是张学良却打个电报给蒋介石说,您能来最好,要没空就别来了,叫宋子文来帮我筹划军饷就行。
日军进攻山海关之时,张学良确实曾下令全力抵抗。但他对局势作了错误判断,认为日军无后续大部队,不过是挑衅和试探我军部署而已。于是掉以轻心,只派东北军四个旅入热。等到2月下旬,日本人开始进攻,守军一触即溃。
局势越来越危急。3月3日,丁文江、翁文灏、胡适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
“热河危急,绝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第二天,翁文灏得到蒋介石回电说五日北上。然而当天夜里,他们就得到消息说热河全境陷落了。
3月6日,胡适积愤难消,写下《全国震惊之后》,认为热河失守,南京中央政府和张学良都要负绝大责任。对于张学良,胡适说:
“他的罪过,总括说来,至少有五点:(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四)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躬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指挥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
胡适并附信一封,劝告张学良说:
“……去年夏间曾劝先生辞职,当时还复信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得实行,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世人国人之道。”
张学良倒是真做到了胡适说的“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这几个字,不久即去职。
1936年12月13日早上,胡适看到报纸上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心绪很乱,久难平复。
在胡适眼里,当时国家建设一步步走上轨道,日本人再也不能以中国不统一作为辩解的理由了。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态度也逐渐好转。到了10月,蒋介石挟两广统一后的余劲,积极部署绥远抗战,更使国家形象为之一振。1936年,国民党政府多年的建设措施终于开始显示成果,国民经济实现了好转,外贸增长,各项指标都出现了历史最好水平。为此,不能再度面临四分五裂。
这天,胡适按捺不住,当即起草了一份电报,两天后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发给西安张学良: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张学良读到胡适起草的以蒋梦麟等北平六大学校长名义发出的电报,大约是在12月16日。
胡适的电报,使张学良不得不仔细考虑如何结束事变的问题。
张学良在16日下午给冯玉祥的电报中,首次提出他愿意在主张得行后束身归罪。
原来力求为东北军谋出路的张学良,在重重碰壁之后,已不得降低其自保诉求,而开始更多地注重其主张实现了。
事情很快向好的方面转化。中共中央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想法。加之宋子文、宋美龄等各方人士大力斡旋,至12月26日,胡适终于盼来了蒋介石已经获释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