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侵华日军4，万，余人在河北阜平县平阳村一带“扫荡”，残杀无辜村民700多人。

　　1944年，为报复浙江民众保护空袭东京后迫降在浙江的美军飞行员，日军对浙西进行大扫荡，累计屠杀25，万，浙江百姓。

　　1942年2月起，日军山下奉文部屠杀新马华人超过5万。

　　1942年，日军制造巴丹死亡行军，15000美菲战俘在行军途中被虐杀，后继又有26000人死于战俘营中。

　　1943年起，为修筑泰缅铁路，日军前后虐杀战俘、劳工近十万众。

　　1945年2月，日军制造马尼拉大屠杀，十万菲律宾人被害。

　　烧杀抢掠，屠城灭族，这是人类在前现代的蒙昧时期才做的事，我们已经很难用人类的思想来理解日军在20世纪所进行的这种人性倒退一千年的习惯性大屠杀。

　　战争是人类最大的暴力，但在刀光剑影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糟糕的战争和更糟糕的战争之间的区别。德国军队列队穿过香榭丽舍大道，这是糟糕的战争，但巴黎至少埃菲尔铁塔、卢浮宫仍然站立在它们原来的位置。日军进中华门，南京遂成一片焦土，浮尸满江，这，是最糟糕的战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地实际上就是战前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战争时这里还是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所在地。2001年，日本把远东军事法庭的旧址改造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市谷纪念馆。

　　如果你是一位参观市谷纪念馆的游客，导游会先请你观看一段介绍纪念馆历史轨迹的录像。录像首先展示日本昭和天皇骑马的照片，然后是日本陆军体能训练的场景。画面显示“日中战争爆发”，但所展示的仅是日本报纸对战况的宣传。其后，场景切换到“向英美宣战”。一分钟后，画面变成了“休战”时天皇向市民下诏书。而对无法绕过的东京审判。导游只解说当时东京审判的位置和格局，对于当年战犯究竟犯了什么罪、处了什么刑，只字不提。

　　在原来大法官所在的礼堂左侧位置，你会看到当年唯一替日本说话的法官——印度法官帕尔的判决意见书。在东京审判上，只有帕尔主张全部被告无罪。被告席如今也被改成了战犯们的“自白区”。

　　在二层楼道的墙壁上，你能看到历代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的照片，其中，第35代校长土肥原贤二是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而在纪念馆内，他的身份是“校长”，而不是“战犯”。二楼的过道处，还摆着一排军刀，其中包括甲级战犯梅津美治郎的军刀。

　　这七十年里，我们看到了1971年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的惊世一跪；我们听到了1951年联邦德国的政府声明：“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作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我们还看到了1995年，科尔总理继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我们更看到了德国的大型企业出资50亿美元，设立“纳粹劳工赔偿基金”，德国政府先后向波兰、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尤其是受害的犹太民族赔偿近1100亿马克。不仅如此，德国还在法律上严格规定了反犹太行为的非法性，而且不准为二战的侵略行径翻案。

　　这些发生在遥远的欧洲的事件让我们感叹，为德国民族的自我反省能力和全民赎罪意识。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人君特·格拉斯所言：整个德国民族都是有罪的。

　　当我们再把目光放到那个和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居身上时，我们看到了什么？靖国神社终年不断的香火！拒绝对慰安妇的赔偿！连当年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法庭都搞成一个如此暧昧的“景点”，你能相信我们的邻居是在反省吗？你能相信他们的道歉是真诚的吗？你能相信他们还记得70年前亚洲各地流的那些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