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交出军队，不要打内战。

　　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与美国陆军部长赫尔利会谈时也谈到了中国问题。赫尔利说：“中共事实上并非共党，他们的目标在于获得他们视为中国必须做适当的改革。我看得出来，苏联并不支持中共，你们不愿中国内部因意见分歧而发生内战。”斯大林表示，他愿与英美合作，完成对中国军队的统一，他说蒋介石“是一个爱国志士”。

　　斯大林在与苏联一位领导人谈话时说，他对中国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大了解，但是他觉得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统一中国的人必须是蒋介石。他还说：“我看不到其他可能成为全中国领袖的人，我不相信中共的领袖们有蒋介石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

　　斯大林对中共有这样的看法也不足为奇。因为他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主要是靠王明给他汇报的那点错误的信息。另外，在二战期间，斯大林曾六次给毛泽东发电，要求中共的军队调兵长城附近减缓日本人对苏联边境的压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没能按斯大林指示办事，这也造成了斯大林对中共的不满，因而他产生了“助蒋抑毛”的思想。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后，蒋介石为争取时间运送军队，准备耍和谈阴谋。同时，他为了取得斯大林的支持，派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去莫斯科，代表国民政府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一向将苏联人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台，有了这个条约，他与共产党是打是和就没有顾虑了。因而，日本一投降，他就给延安发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蒋介石是这样想的，如果毛泽东拒绝来重庆谈判，就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到毛泽东头上。如果毛泽东真到重庆来，他也可以操纵谈判，利用这段时间做好内战准备。

　　正在这时，斯大林的电报也到了延安。电报的主要内容是：要毛泽东亲自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达成协议，交出军队。他还以苏共中央的名义，要共产党与国民党取得和平，不要打内战，不然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斯大林之所以要这样给中共发电报，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党的实力远不如国民党，若打起来共产党不能取胜。实际上，他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毛泽东接到电报，非常气愤，说：“究竟是谁想打内战？”很快，中共中央给斯大林回了电报，将中国的局势告诉给了他。

　　不久，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打内战想消灭你们，但他也再三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协调和平建国事宜，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负责由谁来承担？我建议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参加会谈，他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

　　事已至此，毛泽东已别无选择。几天后，毛泽东冒着极大的风险，到了重庆。经过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签定了《双十协定》。不过，这个协定签后不久，蒋介石就指挥军队向解放区进攻，毛泽东对斯大林不准中共反击的意见置之不理，对蒋介石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对来犯之敌给予猛烈的反击。

　　到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时，斯大林还不肯公开表示支持中共。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已取得了主动权，胜利已指日可待。这年4月，中共中央的指挥机关已搬到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在这里，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件事，就是他准备亲自赴苏联面见斯大林！斯大林收到毛泽东欲来苏联的电报后，很快回了电，大意是：目前中国革命已处于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作为最高统帅，不宜离岗位太远。如果有什么重大问题，苏方可以派一名高级领导人，到中国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并希望毛泽东同志能慎重考虑。

　　应该说，斯大林的这一建议是中肯的。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采纳斯大林的建议，暂不出国，而是请苏联派人来中国。

　　8月，苏联外交部给中共中央转交了国民党政府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信是由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亲笔写的，信中要求苏联出面压一压中共，“不要再同室操戈了”，因为当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已占劣势。苏联人的这一做法是很高明的。毛泽东看完信，采取了更高明的对策：你不发表评论，我也来个不予理睬。

　　其实，斯大林这样做，说明到此时他还是不肯公开表示支持中共。

　　1949年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来到当时中共中央的临时驻地西柏坡，他一到西柏坡就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米高扬大受感动，当即转达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的问候。接下来，为了消除斯大林对中共的顾虑，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向米高扬阐述了即将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与政府组成形式，并表示新生的共和国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