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地，他从各地的经验中找到了答案：

　　冀中区报告说，有的侦察员依靠群众的掩护，可以在敌人警戒森严的保定城内一住就是好几天。

　　386旅旅长陈赓告诉他，该旅有一个连，在太谷敌占区活动了很久，从刺探情报到破坏交通等，搞了很多名堂。

　　冀南有一批干部到北方局来学习，彭德怀问他们：“敌人封锁那么严，你们是怎么跑来的？”干部回答：“是从‘维持村’过来的，在那些村子里，还可以召开抗日会哩！”

　　晋察冀军区报告说，1941年夏，军区曾组织过一种宣传队，在武装队的掩护下，深入敌占优势的地方开展政治攻势，名为武装宣传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2年1月，彭德怀向各军区、军分区提出组织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活动的建议。2月，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下达了关于组织武装工作队的指示，规定每个军分区(旅)要组织一个到两个30人至50人的武装工作队，队长和政委由政治上强、又懂得军事、相当于地委或县委书记的干部担任，另配以知识分子及懂日文日语的干部。工作队经过训练，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敌占区或敌人的格子网内，发动群众起来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

　　武装工作队使敌占区的群众抗日活动有了政治核心和武装支持。这年春天，冀南区部分根据地被敌摧毁控制，但同时，在武工队的支持下，这部分地区有一部分村庄的抗日政权，仍然公开存在。彭德怀对这一情况十分兴奋，总结武工队的经验，给武工队制定了更成熟的方案。对武工队员的要求、数量，工作队的性质、任务到活动方法，应掌握的政策、纪律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最重要的是，武工队由一般的宣传抗日、调查敌情、保护民众、打击汉奸，进而至担负起在被敌人蚕食变质的地区，再度恢复抗日政权，建立隐蔽根据地的任务。

　　根据彭德怀亲自拟定的方案，八路军各部派出的大批武工队，组织精干、纪律严明、政治强、觉悟高，又熟谙军事，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能打仗又能独立做政治工作。他们潜越封锁线，进入格子网，三五人一个小组，分合自如，出没无常，敌人找不到他们，他们却和老百姓经常见面，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方法来与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各种斗争。如利用机会与日本士兵直接通话——上夜课；突袭占领敌之会场，宣传盟军和我军的胜利；访问伪军属，通过伪属给伪军伪组织人员发“回心抗日证”，记“善恶录”等，促使其少做坏事，争取进步；对破坏抗日的分子则发出警告。在八路军和群众的秘密帮助和争取下，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分子实行“身在曹营心在汉”，采取许多办法来对付敌人。如敌人要“自卫队”(伪军)放哨，两面分子就盘假不盘真，放走抗日分子，却故意与特务汉奸为难；敌人命伪军去“扫荡”，烧民众房屋，两面分子不得已，就实行烧杂(猪羊圈、牛房等)不烧正(人居所)；敌人到游击区去清乡，两面分子就把那里的抗日干部弄到据点内去隐蔽；伪情报机构中的两面分子，则向敌人报假不报真，或“借刀杀人”，以假情报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为保护民众，有时抗日游击队的秘密小组在敌岗楼附近四处打枪，叫各村伪情报点一致报告：八路军大部队来了！吓得敌人不敢外出骚扰，群众减少损失，抗日组织则可乘机活动。

　　在敌人据点内，武工队站住了脚，甚至可以夜间开群众会。有的地方创造了“无人大会”形式——夜间选村内中心地点登高讲话，群众不出门，在自己院子里听。对知识分子则由武工队秘密拜访，个别交谈，告以形势，晓以大义。经过一段时间，就在敌占区、格子网里组织起民众的抗日自卫团体，名称各异，有的叫“反资敌联防线”、“哄鬼大同盟”、“保家民团”等等。由一村到数村，由数村到数十村，互相联合，互相声援，齐心对敌，神出鬼没，妙计百出，搅得敌人惊恐不安，说：“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军大大的有。”

　　彭德怀对群众的斗争智慧和胆量赞叹不已，收集了许多事例来研究总结，指导推广。以上都是他常常谈到的一些例子。他衷心称道说：“人民群众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凭其固有的机智，有许多天才创造，办法之多，运用之妙，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间生了根，就创造了隐蔽的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再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

　　1942年这一新的斗争形势，129师刘伯承师长称为“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八路军总部迅即将这一口号推向全华北。“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军！”成为突破敌后最艰难岁月的号角。

　　“1942年秋，隐蔽根据地在华北敌后之敌后，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1942年冬臻于相当普遍”。敌人的清乡蚕食政策终于被打破。

　　1942年末，敌人在华北连续5次、长达一年又三季的“治安强化”亦告结束。

　　1941年至1942年，日军自诩为“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和“中共最穷困的时期”。但1942年，它的情报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民怨沸腾”、“民心叛离”的惊呼。不得不承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此时，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

　　1942年末到1943年初，冈村宁次的心情已大异于走马上任之时。尽管他在讲话中，仍一再声称要“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但内心已感前途渺茫。其上司——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在1943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共产党的活动又活跃起来，华北军正在为此忧虑。”而他的下属就更加忧惧了。新任日军63师团长的野副昌德中将到达北京，听取了各方情况后，在其笔记中写道：“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

　　1943年春，邓小平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敏锐性。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总起来看，在敌人强化治安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强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