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毛泽东[MaoZeDong]的意见，5月4日-2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这次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GeMing]”全面发动的标志。

　　在会议的前期，周恩来[ZhouEnLai]因为陪同来中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在4月28日来华，5月11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周恩来[ZhouEnLai]同他们[TaMen]举行多次会谈，并陪同他们[TaMen]访问华北、东北、华东等地)，没有出席前期的会议。

　　5月5日，周恩来[ZhouEnLai]陪同毛泽东[MaoZeDong]在杭州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毛泽东[MaoZeDong]在会见时说：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GeMing]专政，反革命[GeMing]复辟，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把坏的)一层层地剥掉。45年来，前后一共“剥掉”了几十个中央[ZhongYang]委员，但现在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毛泽东[MaoZeDong]的这个意思，在5月16日中央[ZhongYang]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ZhongYang]《通知》中表达得更为明确，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MaoZeDong]写下的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GeMing]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TaMen]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TaMen]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同到会的其他中央[ZhongYang]领导人一样，周恩来[ZhouEnLai]也表示同意中央[ZhongYang]《通知》，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但他这时并没有理解《通知》中这段话的真正含义。用他后来的话说，当时虽然已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刘少奇，连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本人也是这样。《通知》通过后的第三天，刘少奇、周恩来[ZhouEnLai]、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会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时，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可见，对毛泽东[MaoZeDong]的意图，中央[ZhongYang]领导核心的这些成员仍全然没有觉察。

　　5月25日，中央[ZhongYang]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经康生策划，北京大学干部聂元梓等7人在校内贴出矛头对准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有关部门的大字报《陆平、宋硕、彭佩云在文化革命[GeMing]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当天夜里，周恩来[ZhouEnLai]派人前往北大了解情况，严肃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不符合中央[ZhongYang]内外有别的规定，是破坏纪律的行为。

　　康生却背着在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ZhouEnLai]、邓小平，私下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送给远在杭州的毛泽东[MaoZeDong]。6月1日晚，根据毛泽东[MaoZeDong]的指示，大字报向全国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这篇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件事立刻引起极大的轰动。各大、中学学生纷纷起来，贴大字报，开批斗会，“造修正主义的反”。文化革命[GeMing]运动在北京和全国迅猛地展开。在北京主持中央[ZhongYang]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ZhouEnLai]、邓小平等对这件事都毫无思想准备。陈毅曾就发表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一事当面问周恩来[ZhouEnLai]：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周恩来[ZhouEnLai]回答道：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说要发表这篇大字报。后来，毛泽东[MaoZeDong]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写下批注：“危害革命[GeMing]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显然，这里是有所指的。

　　毛泽东[MaoZeDong]写出了令与会者震惊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和少奇、小平一样，周恩来[ZhouEnLai]才知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指什么

　　1966年6月15日，根据原先决定却一再推迟的计划，周恩来[ZhouEnLai]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在为时半个月的出访中，周恩来[ZhouEnLai]的心情一直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紧张状态中。在回国途经巴基斯坦时，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发现：周总理同以往有些不一样，缺乏通常的那种爽快的情绪-是否因为太忙和太疲倦，还是其他原因？其实，最使周恩来[ZhouEnLai]放心不下的还是国内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

　　7月1日，周恩来[ZhouEnLai]回到北京。这时，一些大中学校已出现乱批乱斗、对批斗对象(主要是党政负责人和教师)进行毒打和人身侮辱等严重问题。中共中央[ZhongYang]领导层中对工作组废存去留的两种不同意见正在激烈交锋：刘少奇、邓小平等是坚持运动要有党的领导，要较有秩序地进行，认为在许多学校的党委已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派工作组是必要的；而陈伯达等却几次反对派工作组，认为这样做不利于放手地让群众起来“革命[GeMing]”。

　　就在这个期间，毛泽东[MaoZeDong]听了陈伯达、江青[JiangQing]等的汇报后，已经认定派工作组是压制群众、阻碍运动，下决心撤销工作组，“要由革命[GeMing]师生自己闹革命[GeMing]”，他严厉地指责说：阻碍革命[GeMing]势必帮助反革命[GeMing]、帮助“黑帮”。这无疑使周恩来[ZhouEnLai]感到困惑。7月28日，他第三次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时对师生们说：在这场运动中，主观上革命[GeMing]的，不一定不犯错误；百分之百的对是没有的，我就不保险。

　　8月1日，毛泽东[MaoZeDong]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