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毛泽东[MaoZeDong]决定，将本来说得不十分严重的罗瑞卿，也放进了主要批判对象中。5月4日至26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6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MaoZeDong]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毛泽东[MaoZeDong]在《通知》稿中特别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JunDui]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就是在毛泽东[MaoZeDong]这种对军队[JunDui]既放心又不放心的状态下开展的。他放心大多数，而不放心上层的“一小撮”，既相信军队[JunDui]不会跟着“造反[ZaoFan]”，又不相信军队[JunDui]是“真空”和“一片净土”。

　　1966年7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工作组问题[WenTi]。8月4日，毛泽东[MaoZeDong]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在接着的讨论中，毛泽东[MaoZeDong]的话越说越重。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MaoZeDong]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他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JunDui]，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MaoZeDong]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的气氛已十分紧张，军队[JunDui]高层领导也不知运动将向何处发展，自己的命运会如何。

　　一开始，毛泽东[MaoZeDong]并不希望军队[JunDui]和公安来干扰“运动”

　　从1966年8月20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MaoZeDong]的初衷并不相符。但毛泽东[MaoZeDong]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WenTi]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8月20日，毛泽东[MaoZeDong]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情况简报》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2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WenTi]。”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WenTi]，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21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22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走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庆祝国庆。当天晚上，毛泽东[MaoZeDong]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观看烟火时，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JunDui]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为了从“大乱”达到“大治”，毛泽东[MaoZeDong]默许军队[JunDui]“惹火烧身”

　　“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爆发后，军委和各级军队[JunDui]领导，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他们虽然从一开始就感到运动来得迅猛，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但出于对毛泽东[MaoZeDong]的长期信赖和深厚情感，还是力图跟上毛泽东[MaoZeDong]对运动的部署。但他们也始终认为：无论天下怎样乱，一定要稳住阵脚。只要军队[JunDui]不乱，天下就保得住。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JunDui]的规定和措施。

　　但是，这些措施显然与毛泽东[MaoZeDong]的“大乱”方针不符。领会了毛泽东[MaoZeDong]意图的陈伯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大嚷：“军队[JunDui]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江青则质问列席会议的总政治部负责人：你们军队[JunDui]为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JunDui]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我看就是有人压着。

　　于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ZaoFan]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MaoZeDong]、林彪告状，说军队[JunDui]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紧跟毛泽东[MaoZeDong]的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JunDui]院校的“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