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在上海[ShangHai]领导[LingDao]地下工作的刘晓、王世英等，曾来电报告江青[JiangQing]有叛党变节等历史问题[WenTi]，建议认真审查。但这封电报却被康生扣下来秘而不宣。1942年延安整风时，党内干部均要人人过关，江青[JiangQing]也不例外。在一次审查会上，当江青[JiangQing]谈完了她在上海[ShangHai]的那段经历后，有人就严肃地提问道：“你被捕过没有？”

　　康生见江青[JiangQing]有些心虚，就一把将问题[WenTi]揽了过去：“江青[JiangQing]同志[TongZhi]在上海[ShangHai]的这段历史情况，组织上了解过。我清楚这个情况，没有问题[WenTi]。江青[JiangQing]在白区工作表现得很好，如果是江青[JiangQing]同志[TongZhi]思想不进步，能放弃上海[ShangHai]这个花花世界的大城市生活，来到延安吃带沙子的小米吗？”审查小组的其他人面面相觑，只得草草收场。江青[JiangQing]轻松地度过了“整风”关。

　　建国前夕，当听说毛泽东[MaoZeDong]的前妻贺子珍即将从苏联回国时，江青[JiangQing]方寸大乱，便急忙习惯性地来到康生办公室求教。康生虽然也觉得此事比较棘手，但还是劝慰道：“你怕什么，木已成舟了，贺子珍还能把你挤走吗？”“这我也知道，”江青[JiangQing]这才稍冷静了一些，但仍不无忧虑，“可是，她将来要是也到北京，我心里就别扭。”“这好办，咱们可尽一切力量，不让她同毛主席在一个城市里。”于是，康生如此这般一番面授机宜，终于使江青[JiangQing]喜上眉梢。

　　这天，江青[JiangQing]突然当着毛泽东[MaoZeDong]的面捶胸顿足、大哭大闹。不一会儿，她忽然又转为狂笑不止，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精神病人似的。康生恰于此时走了进来，望着江青[JiangQing]颇为同情地说：“主席，这件事对江青[JiangQing]同志[TongZhi]精神上刺激很大，她对主席是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的。”略微停顿了一下，他又望着毛泽东[MaoZeDong]：“贺子珍同志[TongZhi]确实神经上有毛病。苏联把她放在疯人院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不少例子说明，一个疯子，在国家的主宰人身边，这是不祥之兆，国家是不会平安的。”就这样，在康生的一手导演下，贺子珍回国后连北京都没让进，从此便永远地离开了毛泽东[MaoZeDong]。也因此，江青[JiangQing]对康生感恩戴德，永志不忘。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兼任中央[ZhongYang]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为毛泽东[MaoZeDong]的副手，但实际上却是整风运动的全权具体操作者。在“怀疑一切”的思想指导下，他擅自移花接木、篡改宗旨，将其转变为以审干肃特为内容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加之以往他在延安的“肃反”工作中大搞逼供信，影响不好，积怨甚多，因而于1944年受到中央[ZhongYang]领导[LingDao]的批评，并致使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很多代表都不愿意投他的票。经毛泽东[MaoZeDong]做说服工作后，康生虽然被免去了中央[ZhongYang]社会部和中央[ZhongYang]情报部部长之职，但仍当选为中央[ZhongYang]委员、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委员。

　　善玩“左”倾之火的康生也偶有被烧的时候。他先是1949年秋在与饶漱石竞争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权力角逐中失手，后又于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委员降格为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是由于1946年至1947年间，他奉命在晋绥、山东渤海等地领导[LingDao]土地改革工作时，大搞“左”的一套，扩大打击面，将一些中农甚至下中农也划成地主、富农，影响恶劣，被毛泽东[MaoZeDong]怒而疏远所致。

　　对此，康生隐忍以待、处心积虑，很快地发现毛泽东[MaoZeDong]在1952年至1955年期间的许多讲话中一再强调农业合作化的问题[WenTi]，于是他也开始翻看有关农村问题[WenTi]的一些材料，搞起了农村调查，花了很大功夫和精力，给毛泽东[MaoZeDong]写了几封关于在农村扩大集体化的建议信，令毛泽东[MaoZeDong]刮目相看。

　　1956年，当看到毛泽东[MaoZeDong]对周恩来、陈云提出的在建设上反冒进的意见不满意时，本来对此漠不关心的康生也立即亮出了不同意反冒进的态度，再次博得毛泽东[MaoZeDong]的好感。1959年7月至8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当康生收到中央[ZhongYang]办公厅对“彭德怀同志[TongZhi]的意见书”的印发本时，顿时感到这是一个向毛泽东[MaoZeDong]邀功请赏的千载难逢之机。于是，他立马给毛泽东[MaoZeDong]写了个大意如下的条子：彭德怀这封信绝不是偶然的。

　　这次，他的矛头，就是对准主席来的。这是一种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行为，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尔后，他又在小组讨论会上恶语攻击彭德怀“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组织反党小集团”。接下来，他故伎重演，又在1962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带头诬蔑习仲勋是“利用小说(指《刘志丹》)反党……是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指责邓子恢是“同毛主席唱对台戏……鼓动安徽、河南搞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后不久，康生被擢升为中央[ZhongYang]书记处书记。

　　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康生摩拳擦掌，又进一步寻觅着点火放炮的机会。1964年5月，当康生从《光明日报》上读到由中央[ZhongYang]党校教员艾恒武等人撰写的理论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时，顿觉如有神助。他立刻组织人员写了一篇与之针锋相对的题为《“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随之，他一边冷眼旁观着社会上的反应，一边通过江青[JiangQing]“传书”，很快得到了“尚方宝剑”。解除了后顾之忧，他便公然指示《光明日报》专门组稿深入引发对“合二而一”论的争鸣，以便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然后，他又调动写作班子炮制出了题为《就“合二而一”问题[WenTi]和杨献珍同志[TongZhi]商榷》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显要位置上。他通过该文攻击批判“合二而一”论是反对毛泽东[MaoZeDong]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的论调，大肆鼓噪斗争哲学，并进一步向全国理论界、文艺界和教育界开刀，不仅打倒了时任中央[ZhongYang]直属高级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还使上万人受到株连迫害，客观上为“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1962年，当根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创作的剧本《海瑞罢官》改编而成的同名京剧正在热演时，康生和江青[JiangQing]便“英雄”所见略同，都看出了其中的“问题[WenTi]”和利用价值，只是适值我国经济困难，康生认为火候未到，于是就压抑、等待了三年。直至1965年年初的一天，康生径直来到中南海毛泽东[MaoZeDong]的书房，向毛泽东[MaoZeDong]诬称：“《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翻案哩！”

　　事后，康生和江青[JiangQing]通过对毛泽东[MaoZeDong]听了“汇报”后的表情的分析，认为已得到毛泽东[MaoZeDong]的默许，俩人便谋划由江青[JiangQing]出面到上海[ShangHai]去找“笔杆子”写批判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出笼，一下子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引信”。而于1966年5月和8月先后被重用提升为中央[ZhongYang]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委员的康生，则赤膊上阵，与江青[JiangQing]遥相呼应，并暗中靠上林彪，大肆鼓动全国造反派夺权，组织围攻朱德和陈毅等老帅，罗织“新疆叛徒案”和“六十一人案”，伙同林彪、陈伯达炮制“天才论”语录，帮助江青[JiangQing]策划借批孔之名影射批判周恩来等等，使刘少奇、张闻天、彭真等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蒙冤负屈，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借着排斥、打击异己分子及全国混乱的局面，他又连上新台阶，继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委员和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常委之后，最终在党的十大爬上了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委员、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ZhongYang]副主席的高位，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康生在病入膏肓、气息奄奄之际，依然困兽犹斗，在毛泽东[MaoZeDong]面前告了邓小平一状。同时，当他对成不了气候的江青[JiangQing]大失所望的时刻，便又反水了，假借别人之手，向党中央[ZhongYang]检举江青[JiangQing]等人的历史问题[WenTi]，为金蝉脱壳、保全自身而找了个垫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