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不了中南海，只好打电话告诉[GaoSu]爸爸[BaBa]。

　　我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TongZhi]。汪东兴同志[TongZhi]说：一定要保证治疗。

　　我将汪东兴同志[TongZhi]的话转达给有关人员，这样保护了徐海东同志[TongZhi]。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时，爸爸[BaBa]还特意点名要徐海东同志[TongZhi]坐到主席台上。

　　我们[WoMen]戴了高帽，挨了批判[PiPan]，爸爸[BaBa]却乐呵呵地说：经风雨见世面嘛

　　国防科[GuoFangKe]委领导讲过：别让主席为难，别增加主席的负担。不要为这点小事叫主席分心，影响工作。李敏的事就由我们[WoMen]来管吧。就这样，才让我到国防科[GuoFangKe]委工作。我才成了一名解放军干部的。

　　1968年初，因为北航老找国防科[GuoFangKe]委领导提出要“勒令”我交待问题。没办法，领导就让我跟机关的同志[TongZhi]到北京郊区王四营公社参加农业劳动去了。直到麦收之后，我才又回到国防科[GuoFangKe]委机关。

　　1969年10月25日晚，我又随国防科[GuoFangKe]委机关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劳动农场。

　　当晚，钟赤兵同志[TongZhi]赶来车站送行。钟赤兵同志[TongZhi]由夫人陪着拄着拐杖登上车厢，和机关干部们握手送别。他见到我就问：“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去种菜。”我回答他说。

　　“我残废了，不能劳动。我去给你们看门吧！”他风趣地对大家说。

　　我把自己的行李物品，先托给一位同志[TongZhi]代为照料，随后我也去了遂平。

　　我回到家后，买好火车票，把我的儿子宁宁送到上海妈妈家里，请妈妈照料孩子。一切都安排好后我又回到北京，就与机关的第二批干部一起到了干校。

　　因为1971年初，爸爸[BaBa]对我说过：“你和李讷到中央办公厅江西省‘五七’干校劳动去吧。”我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TongZhi]说：“我是国防科[GuoFangKe]委的干部，还是到科委干校去吧。”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我才和同志[TongZhi]们由干校一起回到北京。

　　国防科[GuoFangKe]委党委常委在揭批清查林彪集团罪行的过程中，我也被列入了他们所谓的“国际口‘五一六’”的黑名单中。这是我没有[MeiYou]想到的，也是其他同志[TongZhi]们意料之外的。

　　1973年12月，国防科[GuoFangKe]委党委为我们[WoMen]这些黑名单上的干部正式作出了平反决定。

　　原以为从此以后我的日子会好过些，就会平安无事了。谁知事隔不久，一天，爸爸[BaBa]告诉[GaoSu]我说：“江青[JiangQing]要抓你‘五一六’，你要小心。”看看，我又要倒霉了。

　　听到此话，我觉得似乎不大可能，但我又想到世间什么事都会发生，我还是防着点好，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我首先想到的是妈妈送给我的珍贵纪念物———一条她与爸爸[BaBa]共用过的毛毯。这件东西绝对不能落到他们的手里。我将毛毯送到我的一位姓钱的亲戚家，请她为我保管起来。

　　我最初见到江青[JiangQing]时，别看她对我又抱又亲，那是假的，是做给别人看的。在日常的生活中，江青[JiangQing]的所作所为，我可是都看在眼里。江青[JiangQing]总是冷淡我，这是周围的人所共知的。当然我对江青[JiangQing]也没有[MeiYou]什么好感。

　　我最不愿见那些高高在上、把人不当人看的人。江青[JiangQing]就是这样一种人。

　　她身边有一位服务员叫小张，工作挺好的。江青[JiangQing]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事事找小张的麻烦，处处跟小张过不去。变着法地欺侮小张。小张实在受不了江青[JiangQing]的气，都想寻死。我知道后，就把这件事告诉[GaoSu]了我爸爸[Ba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