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张传单的确“启发”了我，突然想到，姥姥冬天戴的帽子有点“问题[WenTi]”，那帽子是黑色大绒面的，两侧各有一个捏成绉的花纹，很像国民党那个青天白日徽。于是回到家里翻箱倒柜，终于把那顶帽子找了出来，几剪子下去，“青天白日”变成两个窟窿，心里很是得意。为这事我成了“败家子”，被姥姥“骂”了好几天。

　　一天，街上贴出了抓“现反”的大字报，称某公私合营厂家生产的鞋油注册商标是“东方”牌，可鞋油竟然是黑色的，不知哪位嗅觉灵敏地发现了重大“政治问题[WenTi]”——把“东方”和“黑”鞋油联系起来，岂不成了“东方黑”鞋油？真是反动[FanDong]透顶！那个私方厂长立刻成了“现反”，被群众“专政”。金大赖也看到了那张大字报，回来后大讲特讲一番，叫我们[WoMen]平常多个心眼儿，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告。

　　说来也巧，第二天上课，就有人发现了“反标”。在我们[WoMen]用的桌子上，有人用钢笔写了5个很小的字：“东方红不了！”这还了得！昨天刚讲完“东方黑”，今天就出了“红不了”，这不是阶级敌人遥相呼应、大造反革命[FanGeMing]舆论是什么？部队大院里出现“反标”还是头一回，许多家庭妇女、老头、老太太都赶过来凑热闹。戴深度近视镜的老吴太太把鼻子都贴到桌面上了，也没看清那5个蝌蚪似的字迹。金大赖断言，肯定是这十几个学生干的。于是人人过关，都到黑板上去写“东方红”，对笔体。分析来分析去，也看不出那笔体究竟像谁写的。金大赖在每个学生的脸上扫视了一圈又一圈，拍桌子瞪眼地咋唬着，叫写“反标”的主动坦白交代，争取从宽。闹得人人心里发毛，不知所措，把几个女同学都吓哭了。“半大小子”们倒是一点儿没在乎：反正不是我写的，你能把我怎么样？有人建议报案，有人要往家领人，乱哄哄没个主意。

　　这时，人群里有个老头发话了，浓重的四川口音：还是不要报案了，几个娃子，都是部队子弟，能有啥子“政治目的”，放掉算了。这老头是我同学的父亲，老红军，在大院里很有威信，说话算数。别看金大赖平时挺“扬脖”（傲气），可对老红军很是敬重，见了面一定要打立正行军礼。金大赖常说，我就羡慕那老头两道长寿眉和一口的四川话，那是“老革命”的象征。

　　老红军一发话，替我们[WoMen]解了围，谁都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早听说社会上抓反革命[FanGeMing]红了眼，不小心打碎毛主席[ZhuXi]像的，喊错口号的，无意间撕“最高指示”上厕所的，都被抓了“现行”，如果今天真的抓出个小“反革命[FanGeMing]”来，不光本人的前途完蛋了，连累家里人也抬不起头来，哪家“摊”上哪家就要倒霉。所以最终达成一致：赞成不去报案，消灾免祸。金大赖也便就坡下驴，网开一面，说这件事记录在案，一经查实谁干的，立即扭送专政机关，逮捕法办。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我想那个写“反标”的家伙，当时一定会惊出一身冷汗。

　　二

　　书写“反标”，大概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文革时期达到“猖獗”的程度。用今天的眼光看待这个现象，似同儿戏一般可笑，比如小孩子写“某某人王八蛋”，既不会真的把那人变成“王八蛋”，更不会引发全民性的“神经错乱”。然而在文革时期，却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因言构罪”，以致成为“现行反革命[FanGeMing]”的更是屡见不鲜。据当年一位参加侦破“反标”案件的办案人员1970年5月26日的记录，长春市南关区从1967年4月18日算起，到1970年5月，共发生“反标”案704起，其中1967年130起，1968年252起，1969年257起，1970年1至5月65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一打三反”的1970年，由于加大了打击力度，趋势有所减弱。这些“反标”的内容多半是污损有关领袖人物的文字和图像，或在上面打叉、书写匿名信等。截至1970年5月，共破获266起，成年人书写反标者19起；青少年232起，对象不清15起。诚然，绝大部分所谓的“反标”，其书写者的罪名是被夸大和任意“上纲”的，有人无意间的一写一画，一勾一抹，就成了反革命[FanGeMing]。究其原因，与当时公布的“公安六条”关系甚大。

　　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6条内容而被简称为“公安六条”。文革中所说的“恶毒攻击罪”源自其中的第二条，即：“凡是投寄反革命[FanGeMing]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FanGeMing]传单，写反革命[FanGeMing]标语，喊反革命[FanGeMing]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ZhuXi]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ZhuXi]的，都是现行反革命[FanGeMing]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公安六条”是为文革“保驾护航”的法规性文件，其滥施的结果，是逮捕和关押了大批犯下“恶攻罪”的“现行反革命[FanGeMing]”，更制造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

　　三

　　笔者有一份“清队”期间的资料，记录了吉林省某厅技校“清队”期间，对“现行反革命[FanGeMing]分子”孙某的审查处理过程。在“材料目录”上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在备注中有两处写道：“平反撤出”，说明此人在资料中列举的“罪行”纯属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二是盖有某大型国有企业干部档案验收章，可以确认此人的“干部”身份，历史最终还是对他“露出笑容”。

　　自1968年底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许许多多具有历史和现实问题[WenTi]的人被关进“反省[FanSheng]室”接受审查，交代自己的罪行。他们[TaMen]在“反省[FanSheng]室”里遭到非人道的待遇，专案人员对被隔离审查的“九种人”（一说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伪军警宪等）刑讯逼供，进行从精神到肉体的折磨。

　　1968年10月19日，孙某被关进了“反省[FanSheng]室”。因为他“问题[WenTi]严重”，逃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

　　孙的父亲于1947年去了台湾，那一年，孙某只有6岁，对父亲的印象极其淡漠，只知道他是个国民党军官，还是从在小学当教师的母亲那里听来的。父亲去台后，曾与家人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到了1949年，通信始告中断。1964年，孙某在校毕业，因家庭历史问题[WenTi]而没有分配工作。由此引起了他的不满。一方面，他痛恨父亲毁了一家人的幸福，多次在交代材料中提到“狗父”的称谓；一方面，他又表示了对人生的绝望。在一份“提审记录”中，他这样交代：由于不能分配工作，“对党和人民产生不满，并散布流言蜚语，这个社会对我们[WoMen]来说没法生活，对我为什么这样残忍？”1965年夏天，他开始给有关部门写信，申辩自己表现好，又有毕业证书，为什么不给分配工作？当时由于家庭历史问题[WenTi]没有分配工作的学生比例是很高的，他与几位有相同原因的同学一起，联名向国务院写信，最终被留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