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开始，我军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针对学习[XueXi]苏军中出现的某些偏差，又进一步在领导机关、军事[JunShi]院校和部队工作中，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纠正。如普遍开展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民主运动，对一些制度、条令进行了必要的修订等，因而并没有形成全局性的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错误。从总体看，全军的基本制度始终得到了坚持。

　　但是，也有一些同志[TongZhi]认为，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在军队训练[XunLian]和教育系统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XunLian]方针、训练[XunLian]内容到训练[XunLian]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已是方针、路线问题。而且还有人不恰当地指责“训练[XunLian]总监部是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的司令部”。

　　训练[XunLian]总监部，于1955年4月成立，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XunLian]总监部”（以下简称“训总”），统管全军的军事[JunShi]训练[XunLian]。部长由刘伯承担任，因他在南京主持军事[JunShi]学‘院工作，由叶剑英代理部长。副部长是萧克、李达、张宗逊、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等6位上将。1957年冬，因叶帅忙于军事[JunShi]科学院的筹建工作（1958年3月担任该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由萧克接替他担任训练[XunLian]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

　　训总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如何学习[XueXi]苏军的经验上，在训练[XunLian]方针的制定上，在是否进行在原子弹条件下的训练[XunLian]，以及训练[XunLian]条令的编写上，都发生了争论。到1958年初，这些争论达到了极为激烈的程度。

　　1957年，彭德怀先后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军事[JunShi]学院战役系学员写给他的，建议军委考虑“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ZhuYi]，防止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另一封，是曾在训总工作、时任军事[JunShi]学院战史系教授会主任的蔡铁根同志[TongZhi]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经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蔡写道：“为了确实了解苏联军事[JunShi]科学的全部内容，在步骤上，第一步应该是全部学会、学通。只有真正地全部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但‘善’与‘不善’，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这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JunShi]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ZhuYi]建设的安危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基于自己为党为国的热诚，我不敢隐讳自己的愚见，并大胆地把它提出来。”

　　彭德怀11月30日看过信后批示：“蔡铁根同志[TongZhi]给邓小平同志[TongZhi]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

　　可见，彭德怀已经感到学习[XueXi]苏军经验这一问题，已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1958年3月至5月，训练[XunLian]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HuiYi]，总结该部成立以来的工作。当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的问题时，发生了激烈争论。

　　萧克、李达等认为，军事[JunShi]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忠实于党的高级军事[JunShi]干部，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作用；训总领导全军开展了现代化、正规化训练[XunLian]；在学习[XueXi]苏军中，主要是学苏军的技术与合同战术，没有学苏军的政治工作和军队制度；又根据我国不同地形和气象等条件，将全军部队区分为6种不同类型进行训练[XunLian]等，目的在把我军训练[XunLian]成为保卫社会主义[ZhuYi]的坚强柱石。因之，是不能用“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的大本营”或“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的司令部”来否定这些成绩的。

　　会上，训总大部分干部对原副部长张宗逊的意见较大。因为他前几年对学苏联提出了“不走样地学”、“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不恰当的口号；而现在又把学习[XueXi]苏联都说成是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说“学得越多，中毒越深”……

　　此前，张已调任副总参谋长。经训总请示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同意，让他回来，参加会议[HuiYi]。张宗逊回来后，大家对他提了一些尖锐的意见。

　　就在训总的四级干部会议[HuiYi]快结束时，总政治部派来了工作组，表态说：训练[XunLian]总监部是搞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的；“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中央。”工作组还传达了彭总的话：“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

　　期间，还有人向林彪提供了材料，因而林彪认定：在训总争论的双方中，以萧克、李达为代表的一方是反对反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的，而另一方是反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的。

　　可见，在对待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的问题上，在军委成员和有关总部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有，但并非主流，而且正在逐步纠正之中；另一种则认为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相当严重，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就这样，一场名为“反对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的政治运动，开始急骤地酝酿。

　　不断升温的激烈“斗争”

　　根据1958年3月9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HuiYi]精神，在彭德怀主持下，从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HuiYi]，中心议题是解决建军原则、建军方针、战略方针这3个问题。

　　但会议[HuiYi]开始不久，由于林彪向毛泽东建议，中心议题转到了反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上来。会议[HuiYi]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调整了会议[HuiYi]安排，翌日发出扩大会议[HuiYi]范围的通知，吸收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参加会议[HuiYi]的正式代表由369人增至1004人，列席438人。

　　5月28日，彭德怀召开第二次小型会议[HuiYi]，说军队训练[XunLian]中的教条[JiaoTiao]主义[ZhuYi]是严重的，最严重的是训练[XunLian]总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