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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李新:困难时期高教部长一句话 我便成了教授--中国年鉴
核心提示:在困难时期,高教部要给我们[WoMen]一点特殊供应,但必须有学衔的才能领。蔡、陈、孙、彭诸位都有学衔,唯独我没有,怎么办呢?问杨秀峰部长[BuChang],杨部长[BuChang]说:给他个教授[JiaoShou]吧。于是我便成了教授[JiaoShou]。你看我这人运气多好!杨部长[BuChang]一句话,我便成了教授[JiaoShou]。
本文摘自:《流逝的岁月》,作者:李新,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962年夏天,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刚刚稍微轻松一些的政治环境又紧张起来了。康生说《刘志丹》是株大毒草,毛主席同意,由此说借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于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这时有人写信给人民出版社,对我们[WoMen]的书提出了一些意见。出版社既不分析这些意见(其实这些意见都没提出什么重大问题,而且有的意见并不正确),也不将意见转给我们[WoMen],就背着我们[WoMen]组织批判[PiPan]。从此我们[WoMen]的书被停止发行了。我们[WoMen]作为作者,对这些情况,竟然全不知道,只不过有些风闻而已。
出版社的这种做法,连我们[WoMen]这些研究历史的人,也闻所未闻。不过这在那大讲阶级斗争的年月,又何足怪哉!我们[WoMen]这部书的遭遇,只是其中的小焉者,又何足道哉!你看,那些批判[PiPan]我们[WoMen]的人,那些组织批判[PiPan]的人,后来不是也都受到更严重的批判[PiPan]吗?按理,这些人是应该觉悟了吧?但奇怪得很,至今还有人认为他们当时批判[PiPan]我们[WoMen]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对他们的批判[PiPan]错了。据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多么神奇的马克思主义啊!我为这般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垄断商感到可悲、可笑亦复可怜!
本来,1962年,高教部为了教学的需要,还要我们[WoMen]编写一套1919-1949年历史的资料。正如我先前所说的,这是“倒行逆施”,但毕竟是件好事,所以我们[WoMen]答应下来了。高教部还为我们[WoMen]调了几个人来,并开始展开工作。但不久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件事也就吹了。1964年,近代史所大部分人员到甘肃张掖去参加“四清”。我和我的助手们也都“踊跃参加”,于是八角亭人去楼空,只好用一把大锁将它锁了起来,怕的是许多资料失散,将来难以寻找。1965年回京,范老要我去帮助他写通史,并强给我加上了个通史组组长的名义。这样,八角亭依然锁在那里。
谁知不过一年,“伟大的”“空前绝后的”(我认为它会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一开始,我即被打成“三反分子”、“牛鬼蛇神”,并且当上了近代史所的“黑帮队队长”(第七、八班联合班长)。毛主席虽然保了范老,使他免于被批斗,但他的书还是受到批判[PiPan]。
一天,我的孩子[HaiZi]回来告诉我,范老的《中国通史》被当作毒草在美术馆展览,我们[WoMen]的那四卷书也“陪绑”在那里。我对孩子[HaiZi]说:这下我可真要出名了。孩子[HaiZi]莫名其妙。我说,这道理很简单:范老的书好比是千里名骥,我们[WoMen]的书在那里奉陪,岂不是真的“附了骥尾”?这真是一次太好的机遇呀!我还对孩子[HaiZi]说:你知道我的教授[JiaoShou]头衔是怎么来的吗?是在困难时期,高教部要给我们[WoMen]一点特殊供应,但必须有学衔的才能领。蔡、陈、孙、彭诸位都有学衔,唯独我没有,怎么办呢?问杨秀峰部长[BuChang],杨部长[BuChang]说:给他个教授[JiaoShou]吧。于是我便成了教授[JiaoShou]。你看我这人运气多好!杨部长[BuChang]一句话,我便成了教授[JiaoShou]。现在革命小将把我们[WoMen]的书和范老的一起展览,岂不是把我们[WoMen]的书也看作权威之作了吗?(而且还没有说是反动权威呢。)孩子[HaiZi]听了,都大笑不止,觉得爸爸真开心,受批判[PiPan]毫不在乎,是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