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受援国有求必应的做法遭到了一些干部的质疑。1962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联合一些部领导联名给中央写信，提议困难时期中国[ZhongGuo]对外援助[YuanZhu]应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在建议中指出：“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

　　面对更多地区和组织随意的张口伸手，周恩来也曾发话：“经过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对外援助[YuanZhu]，尤其是一些完全不了解对方情况的人员提出的援助[YuanZhu]要求，我们基本婉拒。”

　　但在“文革”中，王稼祥因此被加上“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YuanZhu]要少”的“三和一少”的罪名，受到严厉批判。

　　踩了一脚急刹车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报告》，指出“建议今后如无特殊情况，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超过4%为宜。”此时，中国[ZhongGuo]对外援助[YuanZhu]才踩了一脚急刹车。

　　中国[ZhongGuo]援助[YuanZhu]的两个最大受益国—— 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与中国[ZhongGuo]反目为仇，中国[ZhongGuo]于1978年7月撤回在这两个国家所有援助[YuanZhu]专家。此时，中国[ZhongGuo]国内开始认真考虑如何进行援助[YuanZhu]的问题。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过去“对阿尔巴尼亚、越南给得太多了”。他指出，在援助[YuanZhu]问题上，“具体办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

　　1979年，中国[ZhongGuo]援外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从1973年锐降至0。7%，这一变化背后，也蕴含着中国[ZhongGuo]对时代主题的认知，“战争与革命”的逻辑显然已不符合现状，中国[ZhongGuo]的援外进入战略转型期。

　　1980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认真做好援外工作的几点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过去对外援助[YuanZhu]的种种弊端：“对外提供援助[YuanZhu]没有坚持量力而行的方针，特别是对一些重点国家承担的任务过重，不注意经济规律，浪费比较严重。”

　　中国[ZhongGuo]对外援助[YuanZhu]开始进行试验性的改革，当年12月试行“投资包干制度”，改变过去援助[YuanZhu]统一由中央部委总管的方式，开始尝试将经援项目全部或部分承包给某一特定部门或地区。这一改革真正改变了外援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援助[YuanZhu]不再仅仅是政治任务，而具有了合同性质。

　　以往，中国[ZhongGuo]在提供援助[YuanZhu]上是一种单向的付出，且条件极其优厚，无偿援助[YuanZhu]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贷款援助[YuanZhu]绝大多数是无息的。改革开放后，中国[ZhongGuo]的对外援助[YuanZhu]政策也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共同发展”的内容，中国[ZhongGuo]对外援助[YuanZhu]的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的诉求。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ZhongGuo]开始对对外援助[YuanZhu]进行一系列改革。1995年，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提出了“经贸大战略”，把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经济合作结合起来，运用国内外资金、资源和市场来促进中国[ZhongGuo]的经济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ZhongGuo]积极推动对外援助[YuanZhu]资金来源和形式的多样化，同时兼顾受援国和中国[ZhongGuo]双方的利益。1995年之前中国[ZhongGuo]用于对外援助[YuanZhu]的资金来源十分单一，从1995年起，除了政府财政提供的资金外，还增加了金融机构提供的具有援助[YuanZhu]性质的资金，这是以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的方式来体现的。

　　此后，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贷款成为中国[ZhongGuo]对外援助[YuanZhu]的主要形式，物资援助[YuanZhu]和现汇援助[YuanZhu]减少、成套项目援助[YuanZhu]比例上升，技术和智力援助[YuanZhu]取得较大发展，合资合作项目开始受到重视和鼓励。商务部数据显示，自1995年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以来，截至2009年底，中国[ZhongGuo]共向76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项目325个，其中建成142个。

　　中国[ZhongGuo]的对外援助[YuanZhu]尽管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从整体上讲，对外援助[YuanZhu]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基本指导原则，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奠定这一基调的是周恩来。1964年，周恩来访问非洲11国途中，在马里宣布了中国[ZhongGuo]对外援助[YuanZhu]的八项原则，其中“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一直被奉为中国[ZhongGuo]对外援助[YuanZhu]的“圣经”。

　　1972年援建坦赞铁路的一些专家因为“烟瘾大”，津贴又少，曾提出向坦桑尼亚政府购买免税香烟的要求，但周恩来知道后，坚决制止，并要求各专家组免掉的税款，如数上交坦桑尼亚政府。

　　在《中国[ZhongGuo]的援助[YuanZhu]》白皮书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再次重申，中国[ZhongGuo]对外援助[YuanZhu]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但中国[ZhongGuo]这一有异于西方社会的做法也遭致一些异议。与中国[ZhongGuo]不同，西方国家在提供援助[YuanZhu]时常常附带苛刻的条件。

　　中国[ZhongGuo]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认为，中国[ZhongGuo]“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慷慨”会让纳税人有意见，因为老百姓不知道这些援助[YuanZhu]是否真正用之于民。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对方政府或相关领导者贪污腐化，援助[YuanZhu]时还不附加条件，结果往往是中国[ZhongGuo]出力不讨好。

　　这也正是西方对中国[ZhongGuo]对外援助[YuanZhu]批评最多的地方。美国智库对外关系理事会高级学者费恩波姆曾在《外交政策》发文称，中国[ZhongGuo]的援助[YuanZhu]或贷款从不过分关心减少贪污，提高透明度，或者提高私营公司的条件。

　　但傅自应在回答路透社记者采访时反驳了这一看法，他认为，在中国[ZhongGuo]对发展中国[ZhongGuo]家的援助[YuanZhu]过程中，由于中国[ZhongGuo]政府和受援国政府共同全程参与了这些援外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一起所谓的腐败行为。

　　“在世界上许多不是受援国的国家，人均GDP超过3万、4万美元的国家，腐败也比比皆是。”傅自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