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所以，她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为理想搏击，为人民服务。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超过常人。

　　江青，原名李云鹤，曾以蓝苹为艺名在上海做过电影演员，有着曲折离奇富有戏剧性的一生，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四人帮”的头目。通过宋庆龄、邓颖超和张茜三位特殊女性与江青的比较，可以进一步了解江青的个人品行。

　　宋庆龄骂江青“无耻的婊子”

　　人们印象中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娴静雍容、温文尔雅，用“无耻婊子”这样的字眼骂江青，许多人可能难以想象。宋庆龄在1978年6月5日给美国的理查德·杨的一封信中就是这样写的：我的所有西式衣服都给我表弟的几个女儿了。在那个无耻婊子江青炮制的“文化革命”期间，她们都被红卫兵从家里赶出来，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为宋庆龄写传记的爱泼斯坦也感慨道：“她是难得使用这种骂人字眼的，由此可见她的愤恨之深。”

　　江青给宋庆龄的第一印象并不坏。1949年，宋庆龄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后回上海，毛泽东派江青到车站送行。据说，后来宋庆龄对别人讲过江“有礼貌，讨人喜欢”。那时，宋庆龄56岁，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江青34岁，没担任什么公职，但她是主席夫人，而且也算是资深中共党员。1956年，宋庆龄在上海宴请印尼总统苏加诺，江青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都同席作陪，“据说她对江青的举止文雅、服饰得体，很表赞赏”。那一天交谈中，江请宋劝毛泽东打领带、穿西服，因为孙中山也常常如此，而且外国人总认为中共官员的穿着太单调。

　　宋庆龄对江青“愤恨之深”，显然是因为前面引述的信中，她亲自加了着重号的“文化革命”、“红卫兵”。“文革”中，红卫兵虽然最终没冲成宋庆龄的住所，但种种流言和威胁对她的骚扰和压力也不小，以致毛泽东亲自派江青登门拜访，向宋解释这场新的“革命”。当时的江青已是“中央文革首长”。据爱泼斯坦记述，江青“完全采取了一副教训人的腔调，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听到宋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时，“江青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因早年所受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影响，宋庆龄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类近现代文明，极力反对野蛮和摈弃文明的行为。然而“文化革命”的现实是“革”一切文化的“命”，甚至西式衣服，甚至种花养鸽子。北京的红卫兵勒令宋庆龄“革”她几十年不变的传统发式的“命”；上海的红卫兵甚至把宋庆龄双亲的墓地“砸烂”，扬骨暴尸！她很喜欢的一位有才华的表妹1969年5月在上海被迫自杀。开始，宋庆龄“尽了最大的努力想去理解”这场“新的革命”，“但常常陷于困惑”。后来，她终于悟出了些什么。于是温文尔雅如孙夫人者也禁不住开骂了。

　　邓颖超与江青的差异

　　伟人的妻子会影响伟人生活的幸福。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这样。从战争年代到进北京城后，上至毛泽东下到一般服务人员，无不公认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因此，一般人心里常常拿江青与邓颖超这两位伟人的妻子相比，这一比还真比出结果：作革命家的妻子难，作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作周恩来的妻子是难上加难。

　　江青也曾跟随毛泽东经历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但她与毛泽东的婚姻就很难说幸福美满。周恩来与邓颖超却无疑可以为人楷模。

　　显然，作为领袖的妻子，光是能经大风大浪还不够，必须要具备优秀的品性。江青和邓颖超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异。

　　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所以，她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为理想搏击，为人民服务。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感情越糟。

　　邓颖超并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周恩来压下了这个批示。邓颖超开始不知道，知道后也支持丈夫这样做。

　　江青太注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怀疑汪东兴搞名堂，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毛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借助周恩来的名望、职务，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并且处处谨慎，不给周恩来添麻烦。因她有独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

　　江青权力欲太强，终于发展成野心。她常说：“我代表主席看望你们来了……”弄得毛泽东不得不再三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江青总想借助毛泽东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结果应了毛泽东所言：“积怨甚深”。

　　比如：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毛泽东，发表见解，干预政事。邓颖超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恩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邓颖超没有。几十年如一日，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十小时后，邓颖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周恩来办公室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望，从不踏进去一步。

　　张茜与江青的不同做法

　　陈毅与张茜是几十年患难与共的痴情夫妻。作为伴侣和战友，张茜在陈毅生命中的“忧患”时期，一直是他忠贞不二的支持者和慰藉者。1943年秋，陈毅在饶漱石策动的“黄花塘事件”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误解。在亲人别离的困境中，张茜以极大的毅力承受各种压力，始终向着她的亲人。她触景生情，写下了真切动人的诗句：“鸣声凄凄孤蝉哀，情思郁郁人伤怀”。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饶漱石的阴谋活动，陈毅同张茜谈起往事，感慨而在《流水日记》中写下肺腑之言：“总结结婚十余年，我甚得她的帮助。家有贤妻，男儿不遭愤事。此语信然。”

　　陈毅最大的“忧患”莫过于“文革”磨难。无论是挨批、还是遭贬，陈毅都得到了张茜精神上的慰藉；无论是流放，还是身患绝症，都得到张茜的陪伴和悉心照料。动乱初期，陈毅断然拒绝了炙手可热的江青的拉拢，并对这位“第一夫人”干预时政极为反感。张茜则宽慰陈毅说：“我们无须为过关而投靠任何人，也无须任何人特殊照顾！”陈毅被取消了一切待遇，包括保健措施。张茜就自己动手煮饭，洗衣，在生活上细心照料陈毅。在去一家制药厂下放劳动的时间里，张茜凭着自己的聪颖好学，居然在药物学方面有了很大长进。

　　陈毅的腹痛一天天加剧，张茜忧心如焚，考虑再三，写信向周恩来报告了病情。这样，在流放一年后，张茜得以陪陈毅回北京治病。但是，陈毅的肠癌已经到了晚期。在整整一年的护理中，张茜心情压抑，呕心沥血，也身患癌症。她振作精神，尽可能多地给予陈毅以慰藉。

　　后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重病在身的陈毅和张茜怀着满腔义愤与林彪作了一场最后的斗争。陈毅接连两次在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作长篇发言，系统地揭露林彪在红军初创时期所犯的错误，张茜则帮助整理发言稿。在陈毅弥留之际，张茜特意把齐白石手书的诗词挂轴带到病床前，上面录的是陈毅写于1936年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赠同志》：“二十年来说是非，一生能系几安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蓓蕾。”陈毅视此诗为“生平为诗，此压卷也”，张茜的用心何等深细。即使是在回天乏力的形势下，她仍然祈望陈毅能度过他一生中最后的“忧患”期。

　　同样是妻子，江青却是个惟我独尊，心胸狭窄的人。她不但不悉心照顾毛泽东生活，反而常常大吵大闹，伸手向毛泽东要权，严重影响了毛泽东晚年的幸福。一般在丈夫发火的时候，若是贤妻，就该帮着熄熄火。江青却反而喜欢搞火上浇油的事。毛泽东若对什么事不满，她就跟着嘀咕什么事。后来，毛泽东就对着江青说：“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

　　“文革”中，江青利用大权在握，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帮派势力，进行阴谋活动，不断地给毛泽东制造麻烦和事端。1973年6月的一天，深夜一点多钟，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伙直闯周恩来总理的住地中南海西花厅纠缠了七个多小时（当时周恩来是做完膀胱肿瘤手术不久的重病人）。以至于毛泽东在得知后很生气地说：“我要是总理，就应该拿扁担把江青打出去！”

　　江青这么干的结果，是毛泽东越来越不愿意见到江青：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娱乐不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