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李济讲话，语调略为低沉：“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从外面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觉得它是舶来品。”紧接着，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而倒地身亡。

　　文章摘自《时代周报》201年6月16日 作者：岱峻 原题为《胡适猝死之谜》

　　“中央研究院”（下称“中研院”）迁到台湾后，胡适有时由美访台，多数时候是为到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史语所”）读书借书。一次他从美国写信给史语所所长李济，拜托找一小块位于傅斯年图书馆附近的地，他想买下盖几间小房潜心读书，但绝不要所里补贴。以胡适的地位和影响，李济感到此事不得擅作主张，遂报告“中研院”总办事处。院长朱家骅感觉亦复如此，即呈报台湾最高当局。以蒋的性格未必会喜欢胡适，但以其“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宏图，早就有心笼络这位士林领袖，遂下令拨一块地盖一幢小房赠与胡适，经费由蒋自己的稿费中列支。李济未料到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但也只得听之任之。“瓜田不纳靴，李下不整冠”，以胡适的清望，这件事最先的考虑似欠周详。

　　“以元老身份颐指气使”

　　李济与胡适的关系介乎朋友和熟人之间，相对友善，不甚亲密。当年在大陆，李济和胡适最初的交往是以丁文江为纽带，二人都是丁的朋友。李济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据他回忆，胡适最初只是对他“所研究的这一行感到有兴趣……常常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不少的鼓励”，而自己对胡适也“只是单纯的佩服而已”。胡适后来的秘书、史语所当年的事务员王志维谈到，上世纪30年代，胡适特别关切史语所的安阳田野发掘及图书资料建设，曾促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以下称“中基会”）补助安阳田野工作及考古报告出版的经费。1928年史语所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中断合作后，中基会董事胡适还特地建议把当时基金会在全国唯一的文科讲座教授评授给李济。

　　1934年，胡适与李济曾分别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李济虽未担负实际工作，但在与上海总会宋庆龄等人产生分歧直至决裂问题上，李济仍与胡适大致保持同进退的姿态。他们彼此真正有所了解，则是离开大陆的1948年夏天，他们一起到武汉大学去讲学，共同度过几天朝夕相处的日子……

　　50年代初，胡适到台讲学，李济正在写研究殷墟出土的一座石雕人像的论文，因缺乏参考材料遂向胡适求教。胡适介绍他去翻阅朱子的《跪坐拜说》，李济后来一查果然有用，从而完成了《跪坐蹲居与箕踞》一文，弄清了中国人跪坐的历史。

　　1958年胡适回到台湾直至逝世的近四年时间里，他是“中研院”的院长，李济是“中研院”副院长兼史语所所长，二人大体保持了信任和支持的态度。但他们在性格习惯和待人处事的方法、受学背景和知识结构、兴趣爱好和工作方式方法诸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近距离的接触和碰撞，必然会引起诸多不快。李光谟在《胡适与李济》一文中曾说李济担任史语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时，“多以元老身份颐指气使的事屡有发生，特别是对待研究院某几任总干事，关系十分紧张，乃至无法共事”。其中一次与胡适的不睦大概是与杨树人的任用有关系。

　　1961年10月4日台湾《大华晚报》的一篇有关“中央研究院”账簿不清的报道，引起媒体关注，并导致了“中研院”评议会秘书杨树人辞职。杨树人是前任“中研院”总干事，对院里情况熟悉，对经济问题也有研究。胡适本想请他回任总干事一职，他因身体缘故，一再谦让，而任评议会秘书；但他仍帮助“中研院”处理经费的运用，所谓“账簿不清”的谣言，使杨树人深受牵累。胡适虽写信劝留，仍无济于事。

　　在这一年的5月，胡适说：“我接事以后第一次主持院务会议时，看见×××那种令人讨厌的态度，我就晓得树人是没有法子帮忙了。树人不是不肯为我帮忙的，他连一个车马费也不要，他是早已决定不预备长久帮忙；除非×××大彻大悟，否则，树人是无法来担任的。×××的态度真叫人讨厌；但人倒是不坏，他的最大的缺点就是从来不替别人想想。” 因为用人问题的不同意见，大概是李济遭致胡适最严厉批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