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因为父亲人生的种种变故，儿子李晓明因此童年遭受歧视，更是曾厌恶自己有一半美国血统，而对于中国的情感也因此更复杂几分，他对父亲的理解更是迟到多年，“我是在看完了他的自传后才对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的。”

　　本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作者：杨梅菊，原题：《西方“红二代”的中国梦》（本文为节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九十年的风雨历程中，有一群特殊的人为了追求信仰，从五湖四海来到中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后来的经济建设大潮中，这些西方人的身影一直参与其中。

　　如今，斯人已逝，他们的子女也已迈入高年，他们被赋予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西方红二代。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构成两代特殊的群体命运，其中有坚贞的信仰，也有暂时的挣扎；有身份的迁徙，也有最终的回归；有主动投奔，也有被动选择。无论甜蜜和凶险、激昂和失落，都随着时间的流逝静静发生，直至被正在急遽前行的中国悄然遗忘。他们是中国记忆的另一层切片，有时候，谈论他们，就是谈论并面对我们自己。

　　继承命运，也继承信仰

　　九十年前，当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尚未成燎原之势，陕北的革命者加起来也许坐不满一个工人体育馆，但世事就是如此的神奇，这困难重重的革命之途，引来的竟然是一批重洋之外的追随者。他们来了，留下，参与革命，踏上征途，见证胜利，也经历斗争，有人离开，也有人依然留下来。当然，与此同时，也孕育了下一代生命。

　　如今，斯人已逝，他们的子女也已迈入高年，他们被赋予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西方“红二代”。

　　他们大多是西方面孔，说着流利的中文，有人一直留在中国，有人出走后再次回到这里，还有人最终选择的是西方。而在西方，这些人中大多数的工作与生活，也都与中国有着绕不开的千丝万缕。

　　中国就是这样留在他们的口音中，眼神里乃至心灵深处。

　　东方的召唤

　　波兰人爱泼斯坦，美国人马海德、寒春和阳早、李敦白，加拿大人白求恩，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德国人汉斯·米勒，英国人克鲁克夫妇，印度的柯棣华……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不同国家，走不同的途径，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了。不是命运的玩笑，也不只是青春的冲动，而是一次选择，一次召唤，一次解放。他们之间曾经毫无相关点，但因为在同样的时间段内选择同一个目的地，他们的身上，便多了这样一个标签：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事实上，在这隐性的共同点之后，还有一个人，是他们相互之间不多的切点，这个人是宋庆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