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连队一些骨干和军宣队一起回了北京，共同总结前一段揪“五一六”中的问题。赵也去了。过了几天她回来后，趁没人时责备我说：“你吃饱了撑的去和老王握手！”我吃了一惊，心想老王主动和我握手的事，我没对任何人讲，她怎么会知道？原来他们在京一起总结前一段运动情况时，是老王自己突然说：“临来时，大家和我们握手告别，没想到‘五一六’审查对象刘镰力也混在里边，过来和我握手。”我听了以后，心里一下子像是吃了一颗苍蝇。我跟赵说了实情，赵说：“他一定是发现美协有人看见了，怕人家告他丧失立场。美协那几个人，恨他们恨得牙痒痒。那几个都是正派人。”

　　过了不久，新军宣队来了，最高领导是杨副政委，他是师政委，剧协的老司机李光华开车去接的他。李光华回来后，趁在食堂吃午饭，故意坐到我旁边，十分兴奋地偷偷跟我说：“我都说了！他们怎么整你，我全跟杨副政委说了！”当时派到我们连的军宣队是张部长和他的通讯员小王。张部长为人温厚稳重，政策性很强。没过几天，杨副政委和张部长一起找我谈了话，听我叙述了被审查的全部经过。我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他们听得很认真，然后杨副政委问我：“你说你不是‘五一六’，你估计会不会有人说你是‘五一六’呢？”我想了想说：“我觉得不会。我不是‘五一六’，怎么会有人说我是‘五一六’呢？”当时我不明白杨副政委为什么那样问我，但他们听了我的话以后，却十分恳切地对我说：“如果真如你所说，你不是‘五一六’的话，那你经过这次审查，今后就有免疫力了，就什么都不怕了。”那是我在被审查后最为高兴的一天，因为我觉得我终于看到了希望。

　　有一次我去井台挑水，两大桶水压得我一溜歪斜。这时恰巧张部长的通讯员小王看见了，他立刻走过来，一言不发，一口气替我把水挑到了家。没想到小王替我挑水的事一路上被许多人看见，无形中成了一种信号，不少过去的好同事，都惊喜地偷着对我说：“不简单哪，军宣队替你挑水啦！”结果就好像暗中开了禁，从此大家敢和我说话了。

　　过了不久，赵排长向我宣布，说连队里研究过了，以后没有人再监视我，我可以自由行动了。有一次恰好连里改善生活，包饺子。我因为从小不吃肉，而赵也不爱吃肉，所以连里特准我俩自己包素饺子吃。我们去食堂领了韭菜，赵突然说：“咱们还应该领几个鸡蛋，他们吃肉，咱们吃几个鸡蛋总不为过。”于是她又跑回食堂，我就站在墙根儿下等她。那正是连部门口，我正在那里捧着韭菜低头等着，突然听见一个声音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我吓了一跳，抬起头来，见是连指导员、著名漫画家江有生正站在连部门口的台阶上。他说话时眼睛没看我，看着天。我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就左右看看，可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他和我。说完这句话，他仍然不看我，就又走回了连部。我当时感动极了，我知道他这话是说给我听的。

　　到了夏天，干校革命群众按部队的规矩，各班选五好标兵，每人都要写一份学毛著的思想总结。审查对象不参加选标兵活动，但同样要认真检查思想，写总结。我经过将近一年的审查岁月，突然产生一个强烈的冲动，就是我要写出我对审查的真实看法。

　　晚上当我提起笔来开始写的时候，突然感到自己是不是太轻率了？自己现在还是审查对象，“五一六”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怎么有权利去写什么审查是错误的？自己再是好心，现在也不是说的时候啊！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挨批斗凑材料吗？

　　果不其然，过了不久，美协的一个“五一六”审查对象带着申诉材料从干校逃跑，到北京去上告，结果被抓了回来；曲协的“五一六”审查对象互相“串连”；舞协还死了人，这自然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干校一下子变得气氛肃杀，全干校开大会，揪斗“五一六”进入新高潮。我实在庆幸自己没有写那个材料。当时许多同情“五一六”分子的人也挨了揪斗。那些天，军宣队一再找我谈话，问连指导员江有生和我有什么接触。我说他是美协的人，我从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军宣队说：“他自己都交待了，你还不肯交待！回去写个材料来！”后来我想，他说的那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是毛主席语录上的话，即便说了也没有错，于是就把这一情况写了交上去了，并特别写明他是冲天说的，不是对我说的，只不过我听了以后觉得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对自己是个鼓励。但写了以后，我心里总是很不安，总觉得有些对不住江有生。

　　那时候干校已由宝坻县的北清沟搬到了静海县的团泊洼，并已全部住进自己盖的宿舍里。当时已到冬天，没有什么活儿，主要搞运动。一天下午，我和赵正坐在宿舍里，忽听食堂里一阵阵的口号声，不时又有“义正辞严”的训斥声、批斗声，但听不清说什么。赵告诉我，美协正在批斗江有生。我听了以后，难过极了，我不知道我写上去的材料是否成了批斗他的炮弹，我极力给自己宽解，我那材料里写了他是冲天说的，没对我说，但是他说的话，毕竟只有一个“五一六”审查对象听得见。用毛主席的话去鼓励一个“五一六”分子，能没“罪”吗？我听着那边一阵一阵的批斗声，就像一鞭一鞭抽在我的心上。我在灵魂深处实际已经承认我是顶不住军宣队的压力，才写了那材料的。其实他说那话时，真的只有天听得见，我听得见，绝没有第三个人听见，我完全可以顶住不说。尽管后来我知道揪斗他主要是因为他和美协的其他“五一六”审查对象的接触，但我始终不能原谅我自己。钱钟书先生在给杨绛《干校六记》的小引中写道：《干校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那就是“记愧”，惭愧自己在运动中的怯懦。我觉得钱先生说得很对。

　　这个严酷的冬天过去以后，又到了春天的大忙季节，揪斗“五一六”渐趋平淡。到林彪一伙折戟沉沙温都尔汗，运动的重点就改为批林批陈。当时干校的军宣队不断撤退，干校的学员不断被各单位要去而回京。到了1973年，我也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要去。临行，连长把我叫去，给我的结论就是像“莫须有”一样著名的那句话：“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材料销毁，结束审查”。就这样，我一下子又从“阶级敌人”变成了“革命群众”。

　　在严酷的运动中千方百计以真情待我的那些善良的群众，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并将永远视为我心中的一份珍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