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时我眼前浮现出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当年我们就是这样斗争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现在他们竟用这种方法来斗争我们。一切似乎都颠倒了。是与非，真理和谬误，好像在一夜之间都翻了个。

　　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其中援引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单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当时党内的许多老同志，包括我自己，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我们经过28年的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又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

　　到了这年夏秋，问题进一步清楚了，原来革命的对象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我虽然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人物，但在反教条主义中是作了犯错误结论的，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而且会成为新帐老帐一起算的人。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大约是9月10日，谭震林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把我找去，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马上到黑龙江垦区抓两件事：一是当年黑龙江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一定要保证颗粒归仓；二是设法保证交通运输，把收上来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指定地区，特别是轻重工业多的地区。

　　我即领命北上。到哈尔滨后与省委书记杨易辰商量，具体落实两位副总理的指示。当时，黑龙江垦区成立了很多群众组织，群起造反，使党委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我出面找了三个群众组织的头领分别做了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于9月底返回北京。

　　在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因黑龙江还有些遗留问题，我又回去了。这期间，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全国一片大乱，普遍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残酷斗争。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煽惑下，各级党政机关都遭到猛烈的冲击。

　　我在东北已不能继续工作了，返京之前，和部办公室一位同志通了电话，了解到部机关也大乱，出现了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名目繁多的“战斗队”。

　　农垦工作的一些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领导同志的讲话，以至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或被视为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加以肯定，或被当作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彻底否定，而我成了几个群众组织急于揪斗的对象。

　　12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从齐齐哈尔返回北京。一路上心情沉郁，想到革命一辈子，现在却成了“革命对象”，受到批斗，实在弄不懂是怎么回事。

　　但我相信党，作好了接受群众批斗的准备。

　　一下飞机，部保卫处长李朝山和我夫人蹇先佛早已等在那里。他们领我上了汽车，然后径直开到北京饭店。他们说，周总理指示让我住到北京饭店的。当时，造反派到处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老干部，气氛很紧张。总理为了保护我们这些人，就对造反派说，北京饭店是接待外宾的地方，对国内外影响很大，必须保持安定，不

　　允许冲击。

　　我在北京饭店的四层住下。外面大批判搞得昏天黑地，但里面很安静。

　　服务员对我也友好，有时还把在外面拾到的批判我的传单拿给我看。我也把秘书送来的农垦部及所属单位的群众组织批判我的传单给他们看。

　　他们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你们自己分析吧！”他们笑了，什么也没说，对我同样关心。平时，我有事外出，他们就和一层的同志打个招呼，开侧门，让我乘车出去；回来时先通电话，按约好的时间到门口，他们看是我的车，很快开门，我进去后立即把门关上。就这样，我在北京饭店隐藏了近一个月，避开了狂暴的揪斗风潮。我常想，若不是总理保护，那些造反派，真不知会把我怎样呢？

　　1967年1月初，我接到上级通知，让我出去见群众。我想，群众要批我，是他们不了解情况；我越是不见，他们就越不了解我。再说，40年来，多少风雨雷霆都经过了，还怕见群众？

　　1月5日上午，我让秘书通知住农垦部的28个群众团体，说下午三时我到农垦部与他们见面。当我准时出现在农垦部二层礼堂临时设置的批斗大会会场时，他们显出吃惊的样子。很快，他们对我大加声讨，纵情叫骂。过了个把钟头又给我挂上牌子游街，从砖塔胡同步行一直走到国务院西门口。

　　这时我眼前浮现出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当年我们就是这样斗争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现在他们竟用这种方法来斗争我们。一切似乎都颠倒了。是与非，真理和谬误，好像在一夜之间都翻了个。